评论：重“作”轻“述”加剧学术腐败

　　一再发生的高校学术腐败事件，可能会使高校学术和教师一起失去其固有的清高姿态和尊崇地位。3月10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坦言，虽然学术腐败“古今中外都有”，但在中国，“现在有一个加重的趋势”。（3月11日《新京报》）怎么遏制学术腐败？更多的人把目光集中到健全和完善高校学术评价体制上。

　　这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但对于怎样完善学术评价体制，却鲜有可操作的方案。笔者以为，健全和完善高校学术评价机制，可以从复兴讲学传统开始。

　　自古以来，“立言”有两种：“述”与“作”。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系里，“作”占据绝对优势，一个高校教师或研究者要评职称，首先看的就是有无论文或专著，没有这个一切免谈，而且还有极严格的时间限制。正是这一硬性指标，使得大部分高校教师心浮气躁，整天忙于写论文，出专著，无暇教学。但论文或专著岂是想写就写得出的，于是只好炮制、造假甚至公然剽窃。

　　其实，这种以“作”为最高标准的学术评价方式并非天经地义。“述”比“作”更能体现出一个学者的境界，因为“述”是与听者面对面的交流，是一个学者生命整体活泼的呈现。因为论文可以伪造，但那种圆融无碍、才情纵横的生命状态却是难以伪造的。现代有名望的学者如梁漱溟、钱穆、胡适、鲁迅、林语堂等无不擅长讲学。我们很多高校教师可以写出洋洋大文，出大块头专著，却讲不了一堂精彩的课。因为他们有些只是为职称而写作，没有把学生放在心中。学术并未进入他们的生命，当然也不会有自然、流畅、魅力四射的表达。

　　我们并非不要学术。但须知学术，可以形诸文字，更可以形诸语言、神采、姿态、气度……一种生机充盈的精神境界。而且，学术需要充足的时间和平和的心境来沉潜涵泳。正如钱钟书所言：“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康德一部《纯粹理性批判》写了十一年，梁漱溟在北大任教七年，重要著作只有一本《东西方文化与哲学》。

　　因此，在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中，应大大增加讲学的比重，应当使讲学高于著作。对于一个高校教师来说，只要他课上得好，讲学成功，就算完成了基本的任务，就应当可以晋升。至于论著，则应给他们以宽裕的时间，而且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保持一定的弹性。这样既不致耽误学生的学业，又可以减少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从而保证学术质量，遏制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

　　□空山泠雨（北京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