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上海大同中学58位老师如约前往位于外滩观光隧道的性文化展参观考察，但面对过于裸露、直白的展品，老师们却连连摇头。虽然主办方有意将展览作为青少年性教育的启蒙基地，吸引学校组织学生前来参观，但认为展品过多涉及性快感不适合给学生看的老师们则对此谨慎地投了反对票。由此联想到《东方早报》不久前的一则报道：性文化展在观光隧道浦东段展出一年的总收入为140万元，首次在上海实现盈利……两则新闻似乎有某种“背景”上的内在联系：举办性文化展是为了赚钱，中学生则是一个理想的“消费”群体，因为
他们好奇心最强，且更有可能在学校组织下购买团体票，所以性文化展举办者终于找准了这么一个“目标市场”。假如真像笔者猜想的这样，性文化展的价值取向大概很成问题！
性文化展也许是必要的，至于“必要”到什么份儿上，估计永远达不到供电、供气、供暖以及医疗、教育那样的关乎民生的程度。既然被冠以“文化”，便应该有一个展出内容以及展出功能和意义上的明确“定位”或者说限定：它主要不是性知识、性技巧的普及，而是让参观者较系统地了解、品评与此有关的中国历史文化。既然是展览文化，参观者便需要以“文化”的眼光去参观。至于中学生，方法适当的性常识启蒙教育也许必要，但与性文化以及性文化展览还有很大的距离。让小小年纪的孩子们去了解、品评乃至研究中华几千年的性文化，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假如这里展览的不是性文化而是中学课本上的生理卫生，那么展览的名称就应该改变。举办者把性文化展与青少年性启蒙混为一谈，看来并不是缺乏常识或思路混乱那么简单。
虽然参观者需要购买门票，尽管举办者在经济上需“自负盈亏”（据说该展览中某些主打的文物乃某专家私人收藏）但性文化展永远不能“堕落”成纯商业的行为。因为：这类展览向人们提供的不是一般商品，或根本就不应是商品。无论是支持这种活动的政府有关部门还是举办者，都应自觉地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至于与性教育以及性文化展有关的“社会效益”究竟是什么，大同中学的老师们、家长们也许比展览举办者更清楚。
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常常是相抵乃至南辕北辙的，但由于社会效益往往具有潜在性、波及性、滞后性以及难以量化的特点，因此容易出现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这恰给某些打着“社会效益”旗号的商业利益追求者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况且，性文化和色情从来就没有绝对界限，更谈不上具体的法律标准，一旦“上座率”成了性文化展的核心目标，“打擦边球”便是无法避免的。
假如说性文化展纯属“公共产品”，那么，政府也许是当前情况下唯一合格的“生产”和提供者。因为无论是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还是个人“学术”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经费来源的问题。一旦把经费来源全部寄希望于参观者购票，离商业化生存也就不远了。经费来源的背后是“生存”，钱来得越多当然也就生存得越好。一旦“生存”成为第一需要，所谓“公共产品”的性质和功能就会被动摇甚至化为乌有。(网友：刘以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