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理性"岂能排斥"直觉"

　　鄢烈山作品集

　　本文不是探讨玄妙的哲学或心理学问题，而是从常识出发来评说眼前的人和事。

　　“理性”，在中国当下是个褒义词。因此，一些媒体竞相以“理性”自我标榜；一些人贬责论敌时常常痛斥对方“非理性”、“情绪化”。“理性”，一般来说是好的；尤其

　　从文化常识上讲，“理性”的极致是“科学”，但“科学”一旦变成了“科学主义”，完全排斥“非科学”的宗教信仰等的社会价值，那就是褊狭有害的。

　　从哲学史常识讲，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将“理性”奉为至尊宝的“理性主义”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质疑。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倡导的生命哲学就是对现代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反拨。他贬低理性，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体验和把握到生命惟一真实的本体性的存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又可以叫“直觉主义”。他的学说对现当代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有深刻的影响。瑞典学院评价他“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对人类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贡献，将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他。此外，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炙手可热的弗洛依德，大讲人的潜意识和原欲，那也是关于“非理性”的学说。

　　久蓄于胸，而今才动手写这篇短文，是因为昨天读到一篇题为《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终于忍不住了。

　　该文作者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我赞成他的这个说法：“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的思考问题。”理性地思考当然好，但是若以理性思考来排斥大众的直觉判断，乃至试图以此限制公众的发言权则是不可接受的。

　　作者认为理性思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对于他所说的“换位思考”、“可行性”、“向前看”这三方面本文不予置评，单说其中一点。他认为：“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讲事实，摆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显然，他是轻视直觉判断的。

　　然而，事实是，普通人的直觉判断有可能比专家学者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更接近于真相。比如，那些“论证”医改是成功的、教改是成功的、中国的贫富差别并不大的管理部门新闻发言人和学者，可以搬出一大堆数据，讲得振振有辞，其可靠性终究不如老百姓来自生活的感受和直觉。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何祚庥院士证明我国矿难多发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权钱勾结（或曰“官煤勾结”）的腐败充当了“保护伞”。他搬用他的专业知识，测算出两个数据，“每百万小时劳动时间的死亡人数”，美国是0.188人，中国是0.266人，由此得出他的逻辑分析结论是：“中国的每一位煤矿矿工，在井下作业过程中，所遭遇的风险概率其实仅和美国人差不多，亦即比美国多41%！”并进一步推论，抨击矿业中腐败现象的人“实质上是攻击”现政权。（参见何的网文《揭露伪新闻（九）》）请问：这样的“数据”与逻辑公析，与国家安监总局、湖南娄底市等部门和地方领导人以及广大民众对矿难原因的“直觉”，哪一个更符合事实？如果何院士的结论成立，中央和地方政府今年大可不必继续大抓官员从煤矿撤股和煤矿安全督察了。

　　小到一件具体的案例，大到治国安邦的决策，理性和直觉都不可偏废。不讲实行陪审制度的司法实践了，单说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领导人的决策。比如美国总统，他在作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要求有关专家顾问拿出数据，作出模型，进行逻辑分析研究，但最终拍板，靠的还是他的直觉，因为他不可能对工业、农业、金融、航天、战争诸方面都有超过专家的专业能力。

　　以这位经济学家的本行来讲，所谓“看不见的手”，一方面是承认“经济人”有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人凭本能和直觉逐利的高度信任，对所谓经济的“自发性”和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的高度认同。“人民公社制度”为什么解体？农民不懂产权理论，不知“科斯定理”，可是他们凭本能和直觉知道，种产权明晰的“自留地”和承包田，产量一定高过“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在工业领域，不要说中国的所谓“计划经济”只是长官拍脑袋定指标的“命令型经济”，就是达到前苏联那样高水平的“理性”，计划数据严谨、逻辑严密，那也搞不过更看重经济个体凭“直觉”决策的市场经济。

　　我不想指责那些动辄强调“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的专家学者意在坚持知识精英垄断话语权；宁肯认为是他们的傲慢和自大使然。

　　此外，我发现在当下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即理工出身的人瞧不起搞文科的，认为后者不懂逻辑拿不出数据，只会空对空；而文科出身的也瞧不起理工出身的，说他们是“机器人”，缺少“人文关怀”。同在文科，搞社会科学的与搞纯人文或艺术的，又互相轻视。比如，搞哲学的颇瞧不起搞文学的。这种种傲慢与偏见，几乎不加掩饰地表露在各方的文字中。这是题外话，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