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行政管理费用飚生折射权利监督机制缺位

　　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用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记者专访时的惊人之语。

　　任玉岭委员在向记者出示的《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提案中引用的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

　　任委员的这组数据表明，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的确只能用“飚生”才能形容它的增长速度了。这个速度的产生是与党政官员的巨大行政浪费分不开的。即以公车消费为例：有资料显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

　　用笔者亲见的事实为例：笔者所在区政协有主副政协主席6人，相应也就配备了6辆公车。是否政协主席的工作繁忙一定需要6辆车？答案是否定的。当然，这体现了所谓待遇问题。笔者所在区主要党政官员还不止1辆车，他们分别有1辆房车和1辆越野车，有政协委员质疑过此事，回答是工作需要。在城内开房车，在城外开越野车。但笔者始终没有明白的是：作为主城区的领导究竟有多少时候要到“野外”去？

　　另一种浪费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吃喝浪费。中国人的豪吃海喝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到了今日发扬光大到了举世无双的地步。据报道，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等于一个三峡！（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两千亿2005年06月16日新华网）

　　还有一种浪费是公费考察，与其说是考察，不如说是旅游。有统计说，我国如今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是每年2000亿元。（1月16日《京华时报》）

　　以上3项相加就是7000亿元！所谓行政管理费用焉能不高？！天才知道这么庞大的数字哪些是真正的行政管理费用？难道那些吃喝玩乐乃至洗脚嫖猖的费用也都是行政管理费用？

　　问题不在于这些费用究竟是怎样花费的，问题在于有谁真正监督过这些费用的支出。在世界所有的民主法治国家，财政收支决定权及控制权皆由权力机构负责把关，有时这些权利机构对财权的控制近乎苛刻。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刚结婚时曾和家人一起乘坐他的专机去丹麦过圣诞节。但根据德国政府的规定，国家领导人家属乘坐政府飞机一律自掏腰包，为此，施罗德不得不替自己的妻子女儿及岳母交了3700美元的旅行费。又如2003年10月，美国副总统切尼因年度差旅费被提前用完了，要向国会申请增拨差旅费。而像我们这样庞大的财政支出却游离于权力机关控制监督之外，所以，亟需加强对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监管力度。

　　行政管理费用由谁监管？预算内的要由人大等权力机关审议；而预算外的支出则无人可管。而巨大的浪费大多是预算外开支，即许多部门事实上存在的小金库开支。地方财政都有预算外收入，有的数额巨大。所有的罚没收入及其他乱收费的监管一直是个真空地带。新华社2月15日报道的安徽灵璧县交警敛财的“食物链”就是一起因缺乏监管的交警乱罚没而敛财的典型案例。

　　而这些所谓财政预算外收入是各地政府飚生的行政管理费用开支的经济基础，而我国的财政管理似乎只管预算内而难管预算外，所以，必须大力整治财政预算内外收支。并且，用立法的方式来规范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把所有的消费控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如德国和美国那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飚生的行政管理经费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