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行政法学走出低谷

　　专访

　　张尚鷟 教授

　　1925年出生于四川犍为县，1943年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

　　1946年分入北大法律系。毕业后入北大法科研究所，专攻刑法专业

　　建国后，他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担任秘书、研究员，除参加我国很多法律的制定外，他还参加筹建了“法律出版社”

　　1961年他被下放到辽宁，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回到北京。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1980年司法部要编写一套法律教材，行政法教材被首次列入其中，张教授应邀担任我国首部行政法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

　　本报记者 陈煜儒

　　很多行政法学界的学者都读过《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从中了解到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概况。这本书的主编就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张尚鷟(音“卓”)教授。

　　今年1月31日，在新春的爆竹声中，这位老人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他热爱的世界，他的家人为了信守他“不惊动四邻，不鹜动友朋”的遗嘱，悄悄地安葬了他的骨灰。

　　春节过后，当他的中国法学会的同事们知道他离去的噩耗时，千言万语倾泻而出，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评价是：张尚鷟教授是中国行政法学主要奠基人之一。我对张尚鷟的采访也因此成行。

　　采访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逝者，对记者来讲是一个挑战，他的音容笑貌、人品学德、杰出贡献只能来自我对其家人、同事、学生的采访和对其著作的研读。

　　2月24日记者走进了这位法学家位于北京方庄的家，墙上挂满了张教授的照片，无论你看哪一张，他都给你一个阳光灿烂的笑脸，让人感觉这是一个生前很“帅”而又和蔼的老人，他热爱生活、热爱家庭、更热爱事业。从他编著的几十本行政法学著作中，不难看出“行政法”是他人生的最爱。

　　家人：他与新中国行政法一起成长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工作的人，最初研究刑法，后来国家需要研究行政法，他就不要命似地研究行政法，他说老百姓生活中最缺不了的就是行政法，因为这个法是管‘官’的法。”张尚鷟的夫人刘微对记者说。

　　她拿出一份材料对我说：“这是他自己整理的一份个人简历，基本都尊重历史。”从这份简历中，记者了解到：张尚鷟教授1925年出生于四川犍为县，1943年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迁回北京，他被分入北大法律系。毕业后进入北大法科研究所，专攻刑法专业。建国后，他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担任秘书、研究员，除参加我国很多法律的制定外，他还参加筹建了“法律出版社”。1961年他被下放到辽宁，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回到北京。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1980年司法部要编写一套法律教材，行政法教材被首次列入其中，张教授应邀担任我国首部行政法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从此他不得不放下他熟悉的刑法，开始专攻行政法。

　　《行政法概要》是一本20多万字的教材，为适应当时国内各大专院校法律专业讲授行政法课时较少的情况而编写，它只能给初学者提供一个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科在理论体系方面的简单轮廓，但当今的行政法学家都认为这本书标志着新中国行政法作为一个法学部门学科的诞生。

　　“他常对我说，搞经济建设离不开行政法的保驾护航。”刘微女士说着递给记者一份1987年人民日报对张教授的专访文章，题为《他在呼唤“依法行政”访行政法专家张尚鷟教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19年前这位行政法学家前瞻性的理论贡献。他在文中说：“经济体制改革，除了需要运用刑法手段及时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运用民法、经济法手段调整、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以外，还需要强调充分运用行政法手段，从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角度，促进、发展、巩固经济改革的成果，使国家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同城乡个体工商户都能在相互坚持依法办事的环境中，进一步搞活经济。同时，还需要制定一些新的公安行政法规来保障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

　　这些话对今天许许多多研究行政法的学者来讲太普通了，但是在1987年行政法学正在创立的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充分法律支持的年代，张教授的观点绝对具有拓荒者的地位。

　　同事和学生：和蔼可亲的领导和导师

　　《法学研究》与《中国法学》是两本中国法律学术界最权威和最具影响力的法学理论刊物，张尚鷟曾担任这两个刊物的副主编、主编、社长和总编辑达十年之久。据他的部下《中国法学》的吴雷女士介绍，张教授是一个严肃认真不失和蔼、心底纯洁不失严谨的法学家和新闻人，他特别能与青年人打成一片，但对业务要求也很严，严到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用一个标点符号。他是我国最早研究行政法的法学家之一，为了配合中国行政法的建设和发展，他曾用两期专刊全部刊登行政法的理论文章，这在所有法学理论刊物中是绝无仅有的。他抓选题，审时度势配合中国法学理论的建设发展，是一位能融入年轻编辑思维的“年轻”老人。

　　“他退休后，还常去文化宫跳舞，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思想的年轻化。”吴雷说，“他生病的时候，我们都想去看他，因为怕过多地打扰家属，就放弃了，但是每当同事们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起他，他的善良、治学精神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中。”

　　1983年起，张尚鷟开始兼任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导师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张树义是张教授招收的开门弟子，他说行政法研究在中国起步晚，在这个阶段，张尚鷟教授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呼吁者。正是他的摇旗呐喊，行政法学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引领弟子搞学问方面，张老给弟子创造了非常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尽其所能地激发弟子们思想火花，是一位可敬的、懂得学术的导师。

　　张老的另一位女弟子国家税务总局的傅红伟说，我的学术成长离不开张老师的培养，他懂得用表扬的方式鼓励学生，在我的硕士论文难以进行下去的时候，张老师总会用“你的想法非常有亮点”来鼓励我完成论文，而在他的鼓励下，我总是可以释放出自己最闪光的思想点。而在学生有了一个成熟的学术思想的时候，他非常懂得引导学生用完善的文章框架凸现这个亮点。

　　著作：研究行政法成绩斐然

　　在张尚鷟的书房里，刘微女士打开了教授生前使用的书柜，其中一个放满了教授的著作。“他在病中还写了两本书，有一本是我们自己为他出的。”刘伯母说着将一本《中国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送给我，翻阅这本书，行政法的理论研究与发展的历史让我恍然大悟，当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对“法治政府”、“依法行政”耳熟能详的时候，张教授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为这些问题大书特书了。

　　张尚鷟教授生前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在他的起居室里，记者读到了他对摇滚乐理解的文字记载：我喜欢摇滚音乐是因为她盈溢着对生命、对社会的透视关怀和热情大度的深沉力量。

　　从教授的著作中，不难看出这位法学家在研究被常人认为枯燥的行政法时，倾注了摇滚的热情。他把透视关怀社会的力量投入到对行政法学研究的三大突破中。

　　1984年到1985年，张教授集中论证了“转变旧观念，研究行政法”的必要性。他认为，要改变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一提法制建设，就是刑法民法的法律建设，忽略了国家行政法制建设；一提执法，就是公检法司的执法，忽略了政府行政机关是执行行政法规范的另一类执法机关。1982年他提出我国行政法领域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成千上万个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律文件中规定的行政法规范，绝大部分是实体法法规，缺少程序法规范。他指出，只有实体法规范，没有程序法规范，有法等于没法，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个行政法规不能得到认真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因。1990年，也就是在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他说，近十年的行政执法显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十分突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不健全。他呼吁尽快建立完善我国行政监督法，并把这种行政法制监督体系完善地纳入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

　　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张教授在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中地位，记者还采访了现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应教授说：张尚鷟教授一生奉献于我国行政法学事业，殚精竭虑，辛勤奉献，在行政法学教育方面成绩卓著，并曾担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最早期的两任会长，领导和团结全国行政法学工作者共同致力于行政法治建设，为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张老谢世，音容笑貌依旧，给我们留下的只有深切的缅怀和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