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如何遏止干部"愈坏愈用""边腐边升"?

　　截止至3月13日9时，人民网推出的“2006‘两会’调查：老百姓最关注什么？”已历时27天，参与投票总数46901人，“政治”项下调查14个问题，其中第6个“反腐倡廉，严惩腐败”位列第一、30056票，占总票数64.%。可见“反腐”依然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两会”的讨论发言和网民的留言，也是“反腐”声高，对于干部“带病提拔”的痼疾，更是怨懑沸腾。

　　近年来，干部“带病提拔”、“愈坏愈用”、“边腐边升”等官场丑恶现象，在少数地方已经不鲜见了，甚至成为“约定俗成”的词汇和尽人皆知的“潜规则”。此类案例，媒体时有披露，大到“省部”级，小到“村官”级，均有涉及。其中颇具“轰动”和“代表性”的当属两个巨贪：黑龙江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涉案600多万元，被判死缓），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党组书记石发亮（涉案3200余万元，尚未判决）。马德，1992年在牡丹江市副市长位上就开始大肆受贿，而官运却越发走红，阶阶攀升：绥化行署专员，绥化市委书记，绥化地委书记，2000年绥化地市合并任绥化市委书记。石发亮，1992年在南阳行署副专员位上就开始大肆收受他人财物，职务也是随赃而发：副厅长、党组成员，正厅级巡视员，2000年5月官至厅长、党组书记。无理是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还是从伦理上，还从善恶报应上讲，这两个“腐而升”、“贪而拔”的举荐者都罪当不赦，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追究惩处。结果没有一个因“失察”被追究“连带责任”的。这些年来，倒台的贪官污吏，大大小小，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带病提拔”，而迄今尚未闻有纯粹因为“举恶”而被惩罚的案例。无不是“班子负责”、“集体接受教训”云云。总之，故意作祟（如买官卖官、结党纳亲等）的也罢，过失肇事（如官僚主义、调查欠缺等）的也罢，一概与己无关。这种无人负责、不被追究的“作秀式”的“检讨”和“反省”，只会使事关重大的干部任用工作形同儿戏，“带病提拔”现象愈演愈烈。

　　彻底解决干部“带病提拔”问题，需要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配套制约机制。在这种系统工程和制约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荐官实名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在这方面，湖北沙洋县的经验可供借鉴。沙洋县对正科级正职领导干部实行“三级实名推荐制”：“上级推荐下级”，“同级推荐同级”，“下级推荐上级”，一律“实名”，并实行“连带责任追究制”，推荐人对自己推荐的对象负有一定的推荐责任。

　　沙洋县经验的可贵可取之处，就是“实名推荐制”和“连带责任追究制”。按照“惯例”，干部任用晋升的关键取决于上一级领导，至于“同级推荐同级”和“下级推荐上级”“实名推荐”的意义就不大了，也无必须“追究”的道理。“实名推荐制”和“连带责任追究制”，应该主要针对“上一级领导”，尤其是“动议”者和“首荐”者，不管是“一把手”还是“班子”的其他成员，必须签名负责。而且还需给“连带责任追究制”定出明确的条条杠杠，譬如出现了“带病提拔”问题，“动议”者和“首荐”者必须引咎辞职，或者再给别的什么党纪政纪处分。若是涉及买官卖官或其他舞弊和“猫腻”问题，那就是另当别论惩处的事情了。这样做便可避免用人上出了问题无人负责、无从追究，使权力与责任密切挂钩，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过错必追究。如此，恐怕那些握有官员升迁大权者的“金口”也就不得不“三思而后‘开’”了。

　　防止“带病提拔”，还需要实行“考察实名制”和“连带责任追究制”。考察失真失实，是目前干部考察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有些作风不端、行为不轨乃至倍遭众怒的干部之所以被“带病提拔”，是因为考察材料弄虚作假所致，讨情而卖好的有之，遵命而“填空”的有之，受贿而编造的有之……明明是“豆腐渣”却成了“一朵花”，明明是“病入膏肓”却成了“身体健康”，“带病提拔”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对于具体参与任前考核者，必须“实名具保备查”，凡因考察材料不实或作伪造成“带病提拔”的，一律严惩不怠，最起码的应该撤消职务，这种德性已经不具备为官的起码资格。看谁还敢再“考察作假”？

　　其实，在中国古代，官员监察制度中就一直有“失察罪”，举荐和考核官员出现了失误，那是要受到严惩的，不仅贬职罢官，掉脑袋的也不乏其例。对于这一点，我们大有继承之必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荐官实名制”是“带病提拔”的克星。如果我们当真能够严格地实行“荐官实名制”、“考察实名制”以及“连带责任追究制”，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直至“村官”，一以贯之，可以相信，不仅“带病提拔”的现象会大大减少，就连“买官卖官”也不太容易得逞了。 (网友：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