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暗哨秘密图纸取材广州反特(图)

　　1954年，历经五年大肃反工作之后，曾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大本营的广州却依然风声鹤唳。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徐志道、王新衡等人都曾先后坐镇港澳，指挥对大

　　是年春，公安部召开第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要求广州警方在加强经济保卫工作的同时，仍要以政治保卫工作为中心。从那时起直到1983年，广州警方开始了长达29年的反特工作，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广州市公安局四任局长均由公安部直接调配。曾风靡一时的《羊城暗哨》、《秘密图纸》等电影作品，其主要素材就取自这一阶段广州隐蔽战线的斗争。

　　1954年

　　花丛中发现装定时炸弹烟盒

　　1954年10月2日，广州市维新路口（今起义路）伫立着一座庆祝国庆的大型牌楼，其底座摆满了鲜花，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继续着昨日的欢庆。

　　下午3时许，两名八九岁的小学生来到了牌楼下，在鲜花丛中嬉闹。突然，在一丛鲜花中，一个纸包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黑猫牌香烟铁盒。两个乖巧的孩子将铁盒交给正在指挥交通的民警小李。大约下午5时左右，大南路派出所两位民警将铁盒带回了派出所处理。张所长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十几条小金属条。接报后，广州市公安局治安处民警飞速赶到现场，一眼就认出这是一颗化学反应引爆的定时炸弹，并当场将之引爆。而此时，距离这颗炸弹爆炸时间不到两个小时。这就是在广州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屈金汉阴谋爆炸事件。

　　屈金汉本人在当年其实并不是什么大角色。那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广州市人民政府计划在越秀山举办庆祝国庆大会。台湾特务机关保密局了解到此事后，派人潜入大陆，妄图在这一庆祝国庆大会场地以及一批公共场所引发爆炸。屈金汉就是以返回祖籍定居为名，在当年9月从香港回到番禺，并于9月29日在成珠楼与交通员“廖新”碰头，取得了两枚炸弹。当时，在获知台湾保密局动向之后，广州警方在国庆节前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先后抓获了近30名执行爆炸任务的行动特务，但屈金汉却侥幸漏网。

　　公安机关迅速侦查，很快便抓获了屈金汉和“廖新”。这个功劳要记在发现铁盒的小朋友张戎机、叶永雄身上。是年12月28日，中山纪念堂举办了广州市公安局国庆安全保卫庆功表彰大会，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薛焰亲自给张戎机、叶永雄颁奖，奖品是每人一双球鞋、一支钢笔和一本笔记本。

　　1956年

　　全市70万人接受反特教育

　　一方是台湾特务机关的一百多名特务，预谋在10月10日晚上8时同时用破坏、燃烧、杀伤等5种不同性能的炸弹在戏院、茶楼、百货公司、公园、铁路、油库等48处“一齐炸响”，实施“华南行动计划”，要使广州“火光冲天，陈尸街头”，并准备届时到处散发传单。还指派专人携带照相机准备拍摄现场，大打“心战”。一方是广州警方发动4万多人参加巡逻防范和协助破案；教习5000名治安保卫人员排除各种定时炸弹及纵火器的简易方法，提出“决不让敌特炸响一个炸弹”、“决不让一个行动特务和一个炸弹进入北京”的战斗口号。在1956年的9月8日~10月15日，广州城度过了漫长的38天。

　　在这38天里，事先的动员和学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史册所载，当年广州市总计有70万人接受了反特斗争宣传教育，公共场所的服务员知道了密切注意顾客遗留的可疑物品，三轮车车夫学会了配合公安人员跟踪特务，做到随叫随走。

　　全民抓特务使得潜入大陆的特务分子无路可逃，或被举报抓获，或见无路可走，主动自首。9月23日，特务麦忠、吴满安潜入广州，住到麦的妹妹家准备领取炸药爆炸广州酒家。29日，当他们接到炸药时，被麦的妹夫发现，他向公安机关举报，民警迅

　　速将麦、吴抓获。据记载，在这段时间里，由群众发现线索而破案的特务间谍案件有7宗之多。

　　四面楚歌声声！已领取3枚定时炸弹的特务刘炳芳在对金声电影院做实地考察之时，发现凡中途离场者，服务员均要检查座位，深感无法可施，进而投案自首。负责拍摄爆炸现场的特务黄合，到广州后居住在表妹家。在表妹黄玉英的反复开导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0月9日抵穗的特务分子毕某，下车后看到车站防范森严，即到车站公安派出所投案自首。在这一时段，潜入广州的行动特务有5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两人不敢接炸弹准备逃回香港时被抓。

　　爆破与反爆破，“心战”与反“心战”的斗争最终以广州警方全面获胜而告终。在38天的秘密斗争中，广州市公安机关共破获特务案84宗90人，其中行动案22宗28人、“心战”案9宗16人、情报案53宗46人。缴获各种炸弹29枚、反动传单5800多份、照相机1架以及其他爆破器材一批。

　　上世纪60年代

　　阻止向军队饮水投毒的阴谋

　　1960年，台湾特务机关阴谋开展代号为“制裁”的刺杀投毒行动，省、市主要领导均被其列为暗杀对象，同时偷运剧毒品到广州，打算投放在机关和驻穗解放军部队的饮用水中，但均无法得逞。

　　当年，这一系列的刺杀和投毒行动使用了诸多隐秘器材，包括见血就死的毒针，拆封就爆的“松发爆炸器”等。仅在1963年上半年，广州市公安机关便查获夹藏在书刊杂志内投寄的“松发爆炸器”42件。

　　根据公开披露的材料，截至1983年，广州市公安局将反特工作交付给专门的国家安全部门，公安机关在上世纪50年代侦破了为美国效力的原德国纳粹党员、潜伏下来的情报间谍谢义，随后相继查获英国远东情报部的多名间谍以及日本等国的间谍。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又侦破原国民党军统特务、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假借参加交易会侨商身份混入广州进行情报、沟联活动等案件。

　　细数“第一”

　　●全国容量最大的城市人口基本信息数据库

　　广州市公安局于1990年2月，用计算机系统管理覆盖市区1443.6平方公里340万常住人口。

　　●首次悬红

　　1992年8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首次向广州地区新闻媒体披露，并向社会公开张榜，悬万元赏金，以获取当年尚未侦破的3宗特大杀人、抢劫案的线索。

　　●侦破建国以来最大的劫款案

　　1995年12月22日，案犯何永新、何伟光、袁长荣、何东海等人，利用预先盗得的5支手枪及子弹，抢劫中国银行番禺支行一辆装有人民币1320万元和港币210万元的解款车，开枪打死打伤押款经警各1名，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劫款案。11天后侦破此案，该案6名主犯与4名同案犯全部落网。

　　●侦破全球最大伪造信用卡地下工场案

　　1996年7月23日，广州市公安局捣毁一个境内外犯罪集团设在广州市的伪造信用卡地下工场，抓获罗远聪（香港人）、许贵康、梁红亮等涉案人员8名。这是在世界上破获的同类案件中，该伪造信用卡工场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

　　●首次通过司法途径引渡犯罪嫌疑人

　　2001年1月20日和6月28日，黄埔区分局经侦科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通过司法途径，将涉嫌特大合同诈骗犯罪（诈骗金额达人民币7亿元）的犯罪嫌疑人曾桂凤（广州市人）、郑福旋（恩平市人）两人分别从泰国引渡回国审理。这次引渡，是中、泰两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以来，首次通过司法途径引渡犯罪嫌疑人。

　　●首次使用直升机追逃

　　2001年10月7日，犯罪嫌疑人吴某在湖北赤壁市抢劫杀人后，逃到广州市番禺区藏匿。11月28日中午，吴某被发现窜到番禺区石楼镇村上村后面的山冈上。区公安分局于是出动警用直升机，飞到现场从空中直接指挥地面围捕，仅用15分钟就抓获疑犯。

　　交警篇从“三件宝”到“电子警察”

　　“以前我们有三件宝！”———木棍（指挥棒）、“银鸡”（哨子）、“大声公”（铁皮喇叭筒）。见车来了，就吹起声音尖利的“银鸡”；有人乱穿马路便用“大声公”吆喝。

　　郑润筹，三级警监，1964年加入广州交警，风风雨雨41年，他把自己献给了广州交通管理事业。昨天，老郑向记者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广州街头的马车、大板车，还有“交通协管员”队伍，由于“银鸡”在手，当时叫“BB队”，还有个绰号“八路军”。“为什么叫八路军呢？协助交警工作的小伙子们，也一样要在路上辛苦维持，每天可以拿到8毛钱的报酬。这个花名就是这样得来的。”

　　当年交警边指挥边按红绿灯开关

　　六七十岁的广州市民也许记得，50多年前广州的交通和交通管理是多么落后。有关资料记载，1949年广州解放时，全市只有机动车2275辆、10个红绿灯。那时的交通岗绝大部分是用木头做的，形状像个蘑菇，最“豪华”的岗亭在太平路一德路口，那是一个建在铁架上面的铁皮“蘑菇”，离地面有好几米高，交警上岗时要攀爬梯子上去，高高在上眼观六路指挥。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广州陆续拆除木制的交通岗亭，代之以水泥造岗亭，形状依然像“蘑菇”，只是在顶上安装了面朝各个路口的红绿灯。交警除了用指挥棒指挥交通外，还要不时腾出手来按安装在柱子上的红绿灯开关。

　　上个世纪50年代，交警的装备也很土，他们头戴俗称“通帽”的斗笠，身带“三件宝”。他们虽管理交通却缺乏交通工具。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广州交警部门才配备了3辆从捷克进口的摩托车。

　　尽管当时马路上车辆不多，但交警每天都要“流星赶月上岗，披星戴月收岗”。“自行车塞车也很严重，现在是想象不出来的。”郑润筹告诉记者，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路面还有载货的马车、大板车，穿行在自行车洪流中，险象环生。有的重点路口，要五六名交警才搞得掂！

　　“春夏秋冬天过天，寒来暑往又一年，一四二五又三六，站在街头过新年。”虽然辛苦，老郑形容还是“很自豪”：“站在路面上，时不时有过马路的老人小孩，还有车上载着重东西的市民来求助。一句‘民警叔叔好’，就让咱们交警挺高兴、自豪！”

　　改革开放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改革开放后，广州交通管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老范的话说是更科学化，更以人为本。1979年，广州交警部门研制出红绿灯单点定周期自动控制交通信号机，在全国率先实现红绿灯自动管理；1984年，引进澳大利亚一套全自动电脑控制交通信号系统，用于东风路5个路口，实现了路段线控。这是广州最早的道路“绿波带”。

　　广州市交警部门利用科技手段管理交通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1993年，广州市交通指挥控制中心建成，并从澳大利亚引进交通控制系统，用称为“电子警察”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对26个路口进行监视。跨入21世纪，广州交警不断科技强警，当前，广州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主体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消防泡沫车

　　消防车外观

　　“人民保险号”消防车

　　消防篇26年前消防员站在瞭望塔上监测火灾

　　今天，如果进入广州市文明路47号的越秀消防中队大院里，可见一栋30米高的高楼，上面有一个瞭望塔。楼高9层，已经历经85年沧桑。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上个世纪20年代广州最高的建筑物！直至1980年，广州市的消防战士还24小时站在上面俯视羊城大地，监控随时可能出现的火情。

　　据悉，瞭望塔是由1920年广州消防总署署长、英国留学归来的陈墨香参照当时英国消防楼设计筹建的，为西方古典柱式构造建筑，下层为泵水房，停放泵水消防车，旁边建有马房，后边还挖有一个用来灌水的鱼塘，顶层设有一个阁楼式瞭望岗。

　　以前广州人没有私人电话，发现了火灾，大家就大声呼叫，敲锣打鼓，甚至狂奔到消防局。而上个世纪70年代的广州，罕见高楼，除了爱群大厦，其他都是三四层高的骑楼。消防员站在近30米高的瞭望塔上，手执望远镜，的确可以尽望整个广州城。办法虽土，却颇好用！

　　有一年，有位名叫崔钦凭的值班消防员，在瞭望塔上突然用肉眼发现了远在南海的一家火柴厂起火并冒烟。小崔立即抄起电话，迅速向总值班室报告，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出动。崔钦凭因此成为“消防英雄”，被同行誉为“火眼金睛”。1980年后，消防瞭望塔终于结束使命。

　　现在的广州市消防局指挥中心大楼位于天河区车陂路，宽大的电脑液晶显示屏、先进的火警监控系统、先进的通讯设备、电脑全面网络化、人工电话报警和火灾自动联网报警装置相连的多级报警系统，某个联网单位起火，还不等报警，远在车陂的消防指挥中心监控系统便可发现。

　　“1976年6月，长堤大马路起大火，整栋楼被烧得完全坍塌下来。”“老消防”蔡益华竖起一个指头：“你猜我们接到多少个报警电话？才十几个！”“现在有人烧垃圾，我们都可以接100多个报警电话。”119调度中心一位干警介绍。

　　据统计，目前“119”每天受理群众报警约有3000宗，其中出警约25宗，有效报警仅占报警总数的1%。

　　老蔡说，1979年全国消防报警统一使用“119”之前，各地都有差别，广州市用的是“09”。

　　91年前大火烧死1500人

　　1905年，广州酒米业创民办消防团体火险联保，加入联保铺户，一遇火险即互相援救。后发展为保险公司。

　　1915年7月13日，十三行街失火，正值狂风暴雨，火头很快延烧至荥阳、同兴、同文、普济等25条街。当时水深一二米，自来水、电灯、电话不能正常供应和运转，交通瘫痪，无从积极组织救火。至15日1时火才熄灭。此次火灾，共烧毁铺户2000余间，烧死1500余人。1919年，广州各保险公司联合组建救火会，以保护各投保火险店户。

　　本版照片及史实由广州市公安局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