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红包和谐论”休矣！

　　在两会开始的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山西医科大学教授吴博威发出呼吁，要社会宽容看待医生收“红包”问题，并称收“红包”可令医患关系更和谐。（3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

　　吴委员说：不必将“红包”概念负面化。现实中，很多病人是出于对医生的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样可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

　　吴委员这一高论的逻辑如果能成立，那么，还可以延伸到其他领域，各行各业收红包者照样可以像他这样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套用吴委员的高论和逻辑，譬如说，“在官场上，很多买官者是出于对卖官者的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买官者对卖官者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样可利于买官者与卖官者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

　　“在法庭上，很多当事人是出于对法官的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当事人与法官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样可利于当事人与法官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

　　“在建筑市场上，很多包工头是出于对有发包工程权的官员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包工头与官员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样可利于包工头与官员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

　　“在球场上，很多球队是出于对裁判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球队与裁判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样可利于球队与裁判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

　　“在考场上，很多考生是出于对监考老师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考生与监考老师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样可利于考生与监考老师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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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如果吴委员的高论和逻辑能被社会所接受，如果医生收红包合理合法，那么卖官的官员收红包，“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官收红包，发包工程的官员收红包，吹黑哨的裁判收红包，监考老师收红包，自然也都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而且好处多多，既可以促进“感情交流”，又有助于“和谐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吴委员个人收不收红包，不敢妄下断言，但他为“红包”正名的发言肯定是代表那些收红包的医生，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他的发言显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深思熟虑，显然，在他和他所代表的一些人那里，收红包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没有争议的。可以想象，如果吴委员的“红包和谐论”能成为社会共识，那么，有红包者走遍天下，无红包者寸步难行，一个令人可怕的红包满天飞的世界就会出现。

　　吴委员的“红包和谐论”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