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检验我们的法治水平

　　消费者的种种不幸，与其说是商家的道德缺失造成的，不如说是因为“事后问责”的手段与制度的缺失。

　　“3·15”消费者权益日又到了。每年的“3·15”都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例被公开，不同的是商家的侵权方式，相同的是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命运。那么，消费者该如何摆脱这一宿命呢？笔者认为，在又一个“3·15”到来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声讨具体的侵权个案

　　当前，世界各国立法保护消费者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事前限制型”向“事后问责型”转变，即国家确立公正、透明的行为规范，在此范围内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而一旦逾越了规范，给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损失，国家将会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给消费者以最大的保护，并允许提起公益诉讼，让侵权者付出巨额惩罚性赔偿或处以刑罚等等。强调事后问责，在保障了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保护了经营者的自由。

　　消费者的权益被侵害后，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对侵权者也能起到震慑作用。但遗憾的是，一些必要的事后保障措施，在我国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中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如惩罚性赔偿，且不论一些发达国家那种动辄上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假一罚二”这一最低限度的惩罚性赔偿，在一些地方都难以得到落实；再如公益诉讼在我国仍然欠缺，使得孤立的消费者无力和强大的商家抗衡；再就是当消费者受到侵害而商家无力赔偿时，国家予以补偿的制度依旧缺失。

　　其实，各级政府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现在，开一个食品加工厂、旅馆、网吧，经营者都必须取得多个部门的许可证，而在许可过程中，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裁量权。应该说，设置这些条件，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是，这种“事前限制型”制约措施在一些地方不但难以实现这个初衷，在一定程度上还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事前限制型”与“事后问责型”并不仅仅是治理模式的区别，更是一种法治实现程度的区别。“事前限制”是一种行动主导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来行政权被滥用的风险；而“事后问责”更多的是一种司法主导型，以司法的独立来建立社会的公正，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时候，并不会带来损害社会公正与人们自由的代价。

　　因此，消费者的种种不幸，与其说是商家的道德缺失造成的，不如说是因为“事后问责”的手段与制度的缺失。从这个角度说，“3·15”在检验着我们的法治水平。

　　(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邹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