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律学在中国古代法苑中一枝独秀，律学发展的形态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衡量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重要尺度。华东政法学院何勤华教授新近编著的《律学考》一书是其对古代律学长期思考、研究和整理的成果。该书不仅是对以往律学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一次系统总结，也显示出作者思考和研究的学理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也展示了中国法治建设可能的现实路径。

　　与经学、玄学、理学等一样，律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学术，然而，与现时研究经学、玄学和理学等的著作汗牛充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自清末至今，在律学研究领域，海内外尚无一部著作面世；与之相对应的是，有关律学的研究整理工作，亦很少有学者涉及，相关成果寥寥无几，律学俨然成为一门冷门学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遗憾。

　　幸而，现今中国之学术界业已认识到这一问题，近年来，有关传统律学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何勤华教授更是将多年来收集到的31篇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律学研究的论文汇集(编译)在一起，编辑出版，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在古代律学研究方面的空白。

　　首先，从广度上来看，何勤华教授在对本书的编集过程中，充分、综合地考虑了论文的题材、作者、年代三方面的因素，力求本书能全面展现国内外学术界在律学研究领域的成果。

　　一是论文题材的范围。从内容上来看，本书选文涉及中国律学的基本内涵、特征、发展演变，古代律学家的法律思想，律学与中国古法学、吏学、谳学和讼学的关系，各个朝代律学之诞生和发展的进程，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考据研究，先秦名学对秦汉之后律学的诞生与发展的影响以及日本古代律学的发展等七个方面；而从论文的类型而言，既有对于古代律学发展的宏观论述，也有对古代法律文献与律学家思想、生平的微观考据，几乎囊括了律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是清末以来律学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一次全面展示。

　　二是选文作者的层次。从年龄层次来看，本书所收录论文的作者，既有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贤，也有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中青年学者，更有初出茅庐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从国别来看，既有勤奋笔耕取得丰硕成果的中国学人，也有精通律学的外国学者，如八重津洋平、利光三津夫等，虽然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站在了古代律学研究领域的最前沿，代表了律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无疑是本书权威性的最好保障。

　　三是选文时间的跨度。中国古代律学起源于商鞅变法，兴起于汉，繁荣于魏晋，成熟于唐，衰微于宋元，复兴于明，至清而终结，绵延两千余年，而且对传统律学的研究也有百余年的历史。面对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何勤华教授通过对论文的精心编选，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律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百余年来海内外学者对传统律学的研究成果。

　　其次，从深度上来说，何勤华教授在本书的编集过程中，在保证广度的同时，力求所收录的论文对相关题域能进行系统、深入的考证与研究，保证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考证”之深。考证是律学的基本功，研究律学则自然须在考证上下功夫。这方面，本书中选取的几篇日本学者的文章可堪称典范，其中尤以冈野诚先生的《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律十二卷音义一卷的研究》考证最为细致。为证明该刻本之制作时间，仅就刻工名称的考证就多达71人；就该《律》文与《唐律疏义》、《西域出土唐律》、《宋刑统》、《养老律》的条文相互比照，其校勘表条目就多达近400条，其考证之用力可见一斑。

　　二是“义理”之深。律学研究同样如此，仅仅有史料是不够的，在“考证”之外还须有“义理”，还需要从中梳理出问题，从理论的高度来阐述。就本书而言，其选文中不乏“义理”深刻者。比如张晋藩先生的《清代律学及其转型》，该文就不仅局限于对清代律学演变脉络的描述，而是从一朝律学兴衰中阐发出中西法律文化在法律本位、法律体系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绵延千载的中国社会成就了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三代以来从未停息的法制进程也成就了讲求“法条之所谓”的中国古代律学。古代律学的辉煌成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古代律学家们的治学精神和敬业态度值得我们在仰瞻的同时躬身实践。

　　当前，我国的法治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与之相应，法学研究也日益繁荣。对古代律学(成就)进行历史的回眸，从中汲取有益于法学研究乃至法治发展的合理养分，无疑将大有裨益———这也是何勤华教授将此书编辑出版的缘由所在。

　　也许本书的出版并不能改变传统律学备受冷落的窘境，但正如编者在本书序言中所写：“我们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只要我们不懈的进行相关的探讨和努力，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这样的一幅远景：在古代律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法学至显，法治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