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女耕男工”

　　女性观察

　　王宏维

　　在重视和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突出社会性别视角是很有必要的。在一定意义上，“三农”问题实质就是农村妇女的问题。而建设和实现社会主

　　当浩浩荡荡外出务工的劳动大军年复一年走向喧嚣的城市，干着各种各样、总之不再属于农业劳动的工作，实现了所谓“非农转移”的时候，在广袤的田野里、在祖上留下的或新盖的农舍里、在平淡的乡村生活场景里，还有谁呆在那里？答案是世人皆知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儿童与老人无疑是需要哺育和赡养的对象，妇女之所以必须留守在农村，除了作为耕耘那些农田的劳动力之外，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承担这些具有“养育”性质的、且无酬的家务劳动。说这些留守在农村的妇女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大军、是千百万外出务工人员不可或缺的后盾，应毫无夸张之意。根据2004年农业部的统计，中国农村妇女劳动力人数为2.36亿，在从事农业及农村多种经营产业的劳动力中占了65％以上，有些地区更是高达80％，“娘子军”已成为当下对中国农业经济贡献最大的劳动大军，传统“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实际已经转变成了“女耕男工”的划分。然而，在有农民工提供低廉劳动而受益的地区、部门和人们中，是否又曾想到过那些留守农村的妇女默默所作的奉献呢？并且，她们这样的处境是否将有碍于男女两性的平等发展？或者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当怎样从性别视角考虑她们也能真正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

　　以社会性别的视角看，“女耕男工”分工局面的形成，既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业和乡村社会日见式微的产物，也是农村妇女在这一过程中不得不承受的沉重代价。在中国不少地区因耕地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又有持续增长且过剩的趋势，再加上农业生产条件较为原始，成本高，效率低，实际收益少，外出打工挣钱或开展多种经营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但是，不论怎么转移，也不论国家对“三农”问题多么重视，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作为一个劳动强度大、收益低的行业是不会立即改变的。即便如此，社会和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且使一部分农民不得不留守在这一产业中。农村妇女因为种种社会及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她们长期承担着“养育”性质的无酬家务劳动，在传统性别分工中扮演着“主内”的角色，必须履行赡老哺幼的职责，使得她们不可能像男人那样一身轻松、无所牵挂地离开乡土。因而，当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男性走向城市、实现“非农转移”的时候，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重担必然就落到了她们肩上，使她们没有机会在“非农转移”中寻找新的发展。根据有关调查，即使在广东这样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近十多年来男女两性在经济收入上的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农村尤为明显，处于低收入范围的女性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肯定地说，农村贫困，农民贫困，女农民更贫困。反之，要消除贫困，应当特别注重消除女农民的贫困，并要有效改善她们担负农业与家务双重劳动的条件，如接通自来水或打饮用水井等等。

　　“女耕男工”状况的造成，还与农村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有关，并且也是农村妇女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体现。受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农村一些本不太富裕的家庭中，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只能获得更少、甚至完全失去基本的发展资源。如为了使丈夫有足够的体力打工挣钱，男性得到的生存与健康保障要高于女性。为了保住儿子能够读书深造，就牺牲掉他的姐妹们上学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家庭并不贫困，但因受男尊女卑思想的束缚，女性得不到与男性同等的发展资源，她个人仍然是相对贫困的。在长期缺乏平等发展权的情况下，农村女性不得不徘徊在低素质、低能力的境地，不仅外出打工难以找到好工作，“非农转移”也难以实现，就是留守在家务农也只能应付简单体力劳动，与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格格不入。

　　中国农村妇女目前的这些情况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某些共通性。早在1975－1985年，就开始了妇女参与发展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其中消除妇女贫困化是一个重要内容。女性主义的实际研究发现，在众多消除贫困的项目中，直接针对妇女发展的项目很少，有的地区甚至根本没有。且因为歧视、轻视妇女的旧观念仍有相当影响，往往借口农村妇女的素质差、没文化、不懂科技，排斥她们参与新技术的推广与培训。这些都说明，妇女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发展毫无疑问应当包含推进性别平等、使妇女真正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发展权。同时，还要制定一些与妇女发展相适应的发展推进措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政策制定与实施中，针对“女耕男工”的实际情况，无疑也应当从社会性别观念出发，将女农民问题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予以解决。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教授、博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