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道家:无为而无不为

　　我们今天谈论或者研究国学，经常会遇到重重困难:第一重是你要过古文文字关。因为中国文字，在汉代造纸术发明之前，是用竹片(竹简)和木片(木简)来书写的，所以文字很简短，很深奥，经常一个字可以有很多种的理解。例如，老子的《道德经》一开篇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光这两句话，千百年来就有无数种不同的注解。首先是“说文解字”，把一个一个的字断开来解释，例如这里的两个“道”和两个“名”，解释是完全不相同的，倘若用英语翻译，就是四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单词。

　　第二重是要过语义关，即文字弄懂之后，要进一步弄懂文字背后的含义。例如同样是《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刍狗”即草扎的狗，意思是很贱的东西。但整段的解释却有完全相反的两派:多数认为应该这样翻译:“天地本无仁慈可言，将万物视为一个受它支配的玩物；圣人也无仁慈可言，仅仅将百姓当做玩物。天地之间就如同一个容器，里面越空虚，所盛东西就越不会出来，若是经常去搬弄它，就很容易溢出来。”但相反的翻译是:“天地(如果)不仁，就会以万物为刍狗；圣人(如果)不仁，就会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的万物和老百姓，就如同一个容器，虚但是不会屈从，你去玩弄它它就会反抗。”我个人是赞同后面一种说法的。又如，《论语》中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来被认为是孔子愚民政策之不可辩驳的例证:“老百姓应该引导他们俯首听命(由之)，而不能让他们懂得道理(知)”，但相反的解释是:“老百姓应该引导他们顺应自然(由之)，而不能引导他们使用机巧和斗争的伎俩(知=智=心智或机巧)。”在这里，我相信的也是后面一种解释。

　　第三重是对某一家(例如老子或孔子)思想的理解；第四重是对某一家整个思想(例如老庄或孔孟)的理解，这也是最难的，因为所有的学说起初是单纯的、鲜明的、互相独立的；但经过长时间的变化演革，两千多年中，各家的继承人互相向别的家学习，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例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家，一般指“先秦儒家”，即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但后来就不一样了，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大儒董仲舒为例，他所说的“儒术”大量吸收墨家的“兼爱”、“尚同”以及宗教色彩，还有春秋公羊阴阳五行常说。班固在《汉书》中评述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是说董仲舒的汉代儒学，采了阴阳、墨、名、法、道各家之长。至于“新儒家”宋明程朱理学对道、佛两家精华的吸收，前面已经有文章说到，不再赘述。

　　又如，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家，一般指“先秦道家”，即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但到了汉初的道家——黄老之学，正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说的，它广采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使得道家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代表之一。

　　我个人还以为，老子之后的道家，应该是吸收了一些儒家思想的。以“清静无为”为例，孔子和荀子(他们的年代都比庄子要早)就有一些很精彩的说法，《论语》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和自然无为的言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老天真伟大啊，并没有发表什么宣言，但尊重四季的运行，因此产生了天下万物；能够做到无为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伟大的舜帝了。儒家还强调人要尊重自然、遵循自然界的法则。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不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汙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主张人类对自然不要对立和“斗争”，自然才会正常运行，这简直就是现代环保理论两千三百年前的古代版了，充满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这里，想特别说一下道家的“无为而治”。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好的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这是“五四”之后道家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论据，即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的主张。

　　其实，人家老庄不是这样的意思。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不自作聪明，不添乱。以曲求全、以柔胜刚。汉初的道家把老庄的出世思想和儒家的“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他们强调的无为而治，主要是社会和谐与自然，不扰民，与民休养生息，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

　　“无为而治”的关节点，在于一个“而”字，即“用不妄为的指导思想来达到‘治’的办法，才是高明的办法”的意思，也就是顺应天意(自然)、顺应人性、顺应社会、顺应时局、顺应时势去治国，才是高明的国君；同理，学会“无为而治”的办法来治理自己人生的人，也才是真正的智者。就好比太极拳，看起来软绵绵的，但武术搏击的太极拳，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以守为攻，后发制人，是极聪明的搏击艺术。这样，“无为”最终可能达到“无不为”的境界。与中华国学正宗的儒学相比，道、释两家因为经常处于“在野”的地位，人们对它们偏见或误解颇多，本篇企图以“老子新解”为例，澄清对国学的某些误解。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