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诺贝尔奖更重要的是什么

　　赵志疆

　　3月14日上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称，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要比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平均素质高，而且提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四种体系，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这类会赚钱的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

　　实际上，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这样的论断，不仅杨振宁这么说，很多人也都这么说。2004年11月25日，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外交学院演讲时表示，“中国要真正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重要的不是得诺贝尔奖。中国当前的任务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把科学水平提高。”

　　徐匡迪院长认为诺贝尔奖并不重要的理由，是应当提高整体科学水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强国。而杨振宁教授则认为，比起诺贝尔奖，中国更急需像比尔·盖茨、任天堂之类会赚钱的创新人才。因此，最高速产生效益的创新才是“当下中国的第一要义”。

　　不难看出，虽然同样认为“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徐匡迪和杨振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是为了促进基础理论的创新，而另一个恰恰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摒弃基础理论的创新。显而易见，无论“盖茨式的创新”，还是“任天堂式的创新”，任何一项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创新作为基础。

　　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向牛津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的提议。校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教育”。 牛津大学校长柯林·卢卡斯认为：“大学应该促进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是大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大学更要推广一种价值观念，做一种知识的传播。”相比之下，国内许多名校日趋明显的世俗化、功利化倾向饱受诟病，这恐怕也是其之所以屡屡自诩学生素质比世界名校更加优秀，而学校自身却始终无法与世界名校比肩的根源所在。

　　诺贝尔奖重要与否确实“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说出这番话的态度和目的。大学作为高尚灵魂和独立自由精神荟萃的象牙塔，究竟应该继续与世俗保持距离致力于“基础理论式的创新”，还是彻底撕下一切神秘面纱全身心投入于“最高速产生效益的创新”？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比“诺贝尔奖并不重要”本身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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