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闯红灯应在公共体系内惩罚（名笔）

　　如果行人走路骑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他的名字将可能出现在所在单位的内部通报上，其奖金发放、先进评比也可能受到影响———这是南京市有关部门为治理“行人乱闯红灯”而正在酝酿的一项政策。初步设想是，由民警对行人路口闯红灯、越线等交通违法行为予以记录，再反馈至行人单位，由这些单位进行处罚（据3月1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乱闯红灯属于公共秩序范畴内的事务，而“发奖金”是单位和个人间的“私事”，

　　单位肯定是缺乏执行这种规定之积极性的，特别是企业。企业追求的是效率，很多时候，员工闯红灯赶时间上班是企业效率的一部分，这方面，企业的效率追求与公共的秩序价值是相悖的，所以企业为自身利益着想根本不会惩罚乱闯红灯的职员——笔者认为，对于乱闯红灯这类交通违法行为，不是不可以通过某种网络性的体系进行惩罚，但这种体系不应该是以“所在单位”为基础的私权体系，而应该是以“公共品供给”为基础的公共体系。

　　为了说清楚这个道理，先看看德国的例子。一篇著名的网文分析过“为什么德国人不敢闯红灯”：一个德国人某天抱着侥幸心理驾车闯了红灯，结果被人发现了。没隔几天，保险公司来电：“我们刚刚接到交通局的通知说你闯了红灯，我们觉得你很危险，你的保险费要从明天开始增加1％。”这个人于是想退保换家保险公司，没想到全德国的保险公司通过网络都知道他有闯红灯的不良记录。接踵而来的是，银行通知他家的分期付款从15年改成了10年，学校也叫他的孩子把学费用现金送过去，不能分期付款了。

　　可以看到，从保险到银行再到学校，这些都属于公共服务体系，正因为“闯红灯”与一个健全、严密的公共体系挂起钩，才让德国人那么一丝不苟地遵守交通规则，不敢懈怠。从权责对应来看，不乱闯红灯属于公共秩序要求，而保险、银行等属于公共体系，本身就承担着维护公序的价值内涵，拿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利益作为公共秩序的奖惩筹码，是非常合宜的。你破坏公共秩序，就从减少公共服务的途径惩罚你，这样既能强化公共体系的公共性，又能矫正人的公共行为、引导良好的公共秩序。

　　而拿单位奖金作筹码，让私人单位承担“促进公德公序”的责任，就是一种错位。这种错位一方面表明，我们很多行政部门缺乏公私分明的行政执法理念，脑子里还是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意识，把人当作单位人而非公民；另一方面表明，我们还缺乏一个像德国那样健全、严密的公共体系，因为这种体系不健全，一遇到问题自然就会朝“单位惩罚”上想，就像学校缺乏凝聚孩子的教育能力，一有事就喜欢“让孩子喊家长”。

　　曹林，青年杂文家。

　　《江南时报》(2006年03月17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