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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日前，《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正式获审议通过。自此，国内首部改革创新法正式出台，也意味着从此深圳改革创新出现失误，只要符合三个条件就可免予追究责任：一是改革创新方案制定程序符合条例有关规定；二是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三是没有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改革失误可“免责”，即便有三个条件的限制，公众所 普遍担心的“免责后遗症”仍然不容忽视：这一规定可能成为“保护伞”，让一些打着改革创新之旗谋一己之私利的人有机可乘。因为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现有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必然会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规划，没有责任约束的改革创新，会让决策者的私利获得极大的满足空间。那么，改革创新究竟需要得到怎样的法律支撑和保障呢？从深圳这一“促进条例”来看，改革创新面临的最大问题似乎是遭到的羁绊和阻力太多，改革创新缺少的是“胆子”，豁免决策者应承担的失败责任有利于促进改革。可是，改革现状呈现给我们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一些决策者的“胆子”并不小，甚至于“拍拍脑袋”就能决定推进或者放弃某些改革创新。曾有审计人士说，损失浪费比贪污腐败更可怕。此处的“损失浪费”大多出于过于轻浮的改革创新，或者以改革创新名义实施的政绩工程、腐败工程等。改革创新必然意味着风险，成功的决策者必然需要对风险进行评估和考量。缺少风险意识的改革创新成功几率肯定不高；即便偶有成功，这样的成功也因为运气成分太多而缺少可预见性和可持续性。改革创新逞匹夫之勇放手一搏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改革创新必须建立在严密的前期分析论证和效果预测评估基础上。让改革失败风险和决策者的个人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强化决策者的风险意识；相反，“免责”让改革失败风险和决策者个人风险完全脱节，成功了是政绩，失败了也无责，改革冲动和政绩渴望会淹没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在这样一个责任意识尚未深入“官”心的时候，以“免责”来鼓励决策者“大胆”改革，在我看来是有些太“超前”了。我们现在第一需要的，仍然是强化责任意识，强化问责制度，确保事关百姓利益的改革创新走在一个相对平稳安全的道路上。只有当官员责任意识太浓，问责制度太健全，以至改革创新完全被“责任”二字束缚住了手脚的时候，“胆子”才是比“责任”更重要的，通过“免责”来“放胆”才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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