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中小企业主在急什么？

　　本报记者卢轶赵南坚

　　核心提示

　　已到3月中旬，在往常，这个时候正是珠三角的工厂热火朝天赶工的季节。机器轰轰隆隆地响，工人们忙得头也抬不起来，一天工作13个小时是常事，连上厕所都要申请，不但

　　其实，在今年之前，工人不再像以往那样好招的现象已经出现，但老板们不大愿承认，只说缺技工。的确，广东需要更多的技工。据估算，“十五”期末，广东省中级以上技能人才缺口达180万，其中高级技能人才短缺100万以上。但缺的不仅仅是技工。在遍布加工企业的珠三角，比如服装加工行业，几乎每一个工种都有缺工的现象存在。

　　低工资时代已经过去，广东利用内地廉价劳动力积累财富的王牌已经渐渐不再管用。是什么造成了眼下的局面，这些企业的出路又在何处，农民工的收入还有上涨的空间吗？而更重要的是，整个市场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广东经济是否还有新的王牌？

　　老板的本事

　　要把工人哄得开心，留得住人

　　几天前，因为招工，广州的一个小老板遇上一件窝心事。在火车站，他好容易才劝说两位找工的内地女孩到自己的工厂看看。在路上，两个女孩见好久未到，疑心碰到拐卖者，要求停车。该老板生怕煮熟的鸭子飞了，哪能轻易停车？其中一位女孩见要求几次都不停车，更认定了是碰上了拐卖者，心一横，从车上跳了下去，差点出了人命。女孩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这个小老板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但也折射出珠三角庞大的中小老板队伍面临的生存困境。

　　在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头，摆摊替外甥的服装厂招工的唐大爷告诉记者，春节过后到现在，总共只招到了五六个人，而外甥的服装加工厂里，至今还有20来台机器闲着。在凤阳街头，还有许多像唐大爷一般守株待兔似的招工者，沿着凤阳街道一路走去，摆摊招工的犹如一条长龙，蔚为壮观，然而却见不到几个人应聘。

　　唐大爷外甥的服装厂里有个工人叫小祝，湖南人，31岁。到广州10多年，一直在服装加工业干。眼下他一个月收入1500元，还包吃包住。小祝经验丰富，几乎服装加工的每一个工种他都干过，因此格外抢手。他说，“要不是老板人不错，我早就走了。像我这样手里有技术的，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

　　一位制衣厂老板告诉记者，两三年前是工人看老板脸色，现在是老板看工人脸色。生怕什么地方工人不满意了，就卷铺盖走人。现在当老板，光是能拉到货源已经不是本事了，真正厉害的老板，是不光能招到充足的工人，还要把工人们哄开心了，能够留得住人。因为，一个制衣厂稳定的老员工数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工厂的生死存亡。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农民工在服装行业找工作的难易程度，记者在凤阳街头随机找了10名农民工，其中7名已经有了工作，3名刚从湖南娄底返回广州，正在找工作。这10名农民工，几乎包括了服装加工行业所有的工种。通过与他们的交谈，记者发现，无论手里有无技术，要在服装加工厂找个工作似乎都是件容易事。目前，在这个地区，最短缺的工种为杂工和车工。很多老板甚至都愿意招收完全没有经验的农民工，手把手地教会他们车位的技术，以解燃眉之急。

　　记者还在鹭江地区走访了6家服装加工企业。虽然规模大小参差不齐，但同样面临着短工的窘况，大部分工厂一半以上的机器都停着。

　　来自湖南怀化的郭老板的制衣厂规模算是大的，有70台机器，记者见到仅有14名工人开工，近200平方米的厂房，显得格外冷清。郭老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厂房的房租一年为10万元，一个月的税费大约在3000元左右，再加上员工工资、水电、杂费等等，起码要开25台机器才能勉强保本。“最近我每天都在赔本，少开一台机器，一个月就要损失500元，我有再多的本钱也赔不起啊。”

　　难言之隐

　　与农民工争夺仅有的一点利润

　　知情人介绍，服装加工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给一个杂工的月收入大概在400元左右；到2001年，涨到了600元；而现在一个杂工的月收入则在800元左右。这个涨幅同样基本适用于其它工种。收入看似涨了，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多少。且不论物价的提高，单看工人的工作状态就知道，大家赚的都是血汗钱。

　　他介绍，老板很难招到充足的工人，因此只有充分利用现有工人的时间，在服装加工企业，日工作时间超过13小时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没有休息日，干一个月相当于干1个半月的活。老板的利润，实际上是靠超出的这部分时间创造出来。因此民工短缺问题的实质是民工的工资太低，待遇太差，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以至于一些民工宁愿呆在农村受穷，也不愿到工厂辛苦受累。

　　然而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中小企业主也有难言之隐。根据一项统计，在鹭江地区的服装加工企业，在几年内几乎翻了一翻。许多老板在一两年前都是打工者，攒了点钱后自己办厂。而这些小老板跟打工者相比，只是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而已，和工人干一样的活，同样处于生产链条的末端。小祝也透露，根据他多年的观察，许多小老板的年收入也不过3、5万元，比打工的农民工稍稍强一些。而他现在这个老板，去年一年基本是亏损的。

　　一个制衣厂老板赵先生向记者诉苦，几年前服装加工的生意还比较好做，但现在整个行业处于恶性竞争中，工厂之间相互倾轧降价，利润越来越薄。而服装加工行业往往出口依存度高，人民币升值和欧美国家的贸易壁垒又进一步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现在工人难招，老板为了留住工人，不得不提高工人待遇。但实在已经到了能够接受的极限了，大约有15％至20％的工厂已因此倒闭了。”

　　确实，当行业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民工越来越稀缺，因而要求提高收入时，中小企业主与民工日益争夺着仅有的一点利润。而一旦这仅有的利润也最终崩析，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中小企业主纷纷破产，民工丢了工作。所以说，在市场的最底层，他们其实是一对同根生的利益结合体。

　　企业主建言

　　改变全体系的恶性竞争现状

　　许多人提到民工短缺，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民工就愿意进城打工了。的确，这是一个直接、快速的办法。

　　2004年底，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从510元提升至684元。而目前，广州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价普遍都在800元至1100元左右。正因为如此，在广东其他城市民工告急声中，广州市却相对从容了许多。据广州市劳动保障部门的统计，春节后已经有118万的外来工回到广州，其中建筑业回流得最快，已经占了90％，其他的行业在85％左右。对回流人群的抽样调查显示，30％以上的求职者在广州已有工作但想跳槽，50％的求职者已经回到了原先的单位，另有20％的为职场新人。总体来说，广州的用工需求平稳。

　　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我国仍有65％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一个农民的年农业收入至今仍不到2500元，这才是农民工愿意到城市打工的根本原因。只要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没有大的提高，就会有农民工愿意接受较低的收入。

　　一些中小企业主提出，想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必须解决大部分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单薄和恶性竞争的现状。以服装加工业为例，希望整个行业能够形成一个联盟，改变从销售、到制衣、再到服装加工，从上而下全体系的恶性竞争状况。但目前，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生产相对过剩，中国企业主要以低廉的劳动成本迅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只要供大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这样的联盟仍是无稽之谈。

　　也有专家认为，出现民工短缺是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自然发生的现象，上世纪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应该把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样，实力弱小的企业自动退出市场，经过重新的筛选、排位，最终建立新的市场经济秩序。这样民工短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专家建言

　　解决农民工“二等公民”的身份问题

　　变则通，不变则死。

　　这是许多从打工者成长为老板的企业主共有的一个观念。应对民工短缺，有的老板自发地回老家带民工到广东，有的甚至使用了非法的童工，可谓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采访中记者还遭遇了一个申老板，他工厂里的十余员工包括了自己的3个弟弟、加上4个妯娌及一些堂、表亲，整个小厂全是由一家子撑起来。申老板的妻子开玩笑地说道:“既然招不到工人，那我们索性就不招了，把一家老小全带过来，做一个纯家族的企业，省得烦心。”但这些都是治标而不治本。面对困境，企业主乃至全社会，都应当及时转变发展思路。

　　可以看到，工资偏低、劳动时间过长、生产安全较差、社会保障不全、劳动合同混乱、工会作用缺位等等问题，造成民工在打工时对企业和所在城市罕有归属感。民工在满足了基本温饱时，还是希望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和认同。因此解决民工短缺，关键在于能不能公平、公正地善待民工。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也撰文认为，未来建设和谐发展的劳动关系的主要任务是要改善农民工与城镇新就业者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着力解决目前1亿左右“非正式”的农民工的“二等公民”的身份问题与弱势群体的地位问题。

　　目前，要处理好劳工关系，急切需要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工尚未作为自由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与劳动力的需求方——企业主进行平等交易的权利。政府与社会各方需要做的应该是帮助民工获得交易劳动力的前提——人身平等与自由。而这就需要:逐渐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让用人单位与职工自主决定工资水平；政府与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对民工的教育、培训项目；鼓励发展各层次的就业市场中介组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鼓励与促进工人以行业工会的组织形式与业主谈判等。

　　此外，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要努力脱离手工作坊的初级阶段，寻求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只有生产力提高了，才能在整个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环境下，从容应对，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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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半天也招不到工人，心情当然不好了。梁文祥乔军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