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压力不是限制迁徙自由的理由

　　文/彭联联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负责人近日在公安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户籍改革的问题，公安部正在抓紧时间研究，并将向国务院提出改革建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余凌云教授认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户籍放在控制人口的个人信息上，而不是强加给户籍许多附加值。现阶段完全放开让公民自由迁徙，则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公共设施、医疗

　　凌教授的意思是，如果完全放开公民的自由迁徙，将会有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目前的公共设施、医疗、就业和教育的承受能力难以适应。那么，完全放开公民自由迁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目前我国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即便如此，目前城市的公共设施、医疗、就业和教育也满足不了城市居民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不断增长。如果要等到城市的公共资源绰绰有余、没有压力地接纳外来人口，那么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则恐怕永远也实现不了。

　　诚然，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但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农村人口之所以要进城，是因为长期的二元体制和公民权利上的等级待遇，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要解决城乡差别这个老大难问题，除了农村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把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从相对有限的土地上解脱出来，融入城市经济的发展。公民有了迁徙自由的权利，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自由的权利。劳动者以独立的经济人身份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劳动力交易成本会大大降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劳动力资源将达到配置的最佳状态，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有利于市场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累积。所以，公民自由迁徙权的获得和城市的发展可以同步进行，而不要等到城市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后再放开公民的自由迁徙。

　　过去，国家通过户籍的二元体制，以牺牲农村利益获取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到了城市反哺“三农”的时候了。农民进城打工，靠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城市给予他们以“市民”的平等待遇，也是理所当然。况且经过这么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农村人口进城表现出越来越成熟的经济人理性，如果进城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效益偏低，他们决不会轻易进城。近年来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就是例证。所以，放开公民自由迁徙权，不会带来农民进城的“风潮”。如果进城的民工能够获得与市民平等的权利，他们也不会成为城市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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