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真如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经过20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减掉了两亿多绝对贫困人口。但令人忧虑的是，近几年，中国减贫的步伐明显地放缓。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在1990至2001年期间，超过90％的减贫任务都是在1996年以前完成的。换言之，近10年来，中国只完成了不到10％的减贫任务。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国家2003年投入扶贫资金近300亿元，但全国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80万人。中国的贫困人口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少量反弹。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至少有一点不能回避，挤占、贪污、挪用等“洗劫”扶贫资金，导致“救命钱”没有用在刀刃上，是造成目前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国家审计署去年对近几年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
在不少农村地区，国家扶贫款有着“唐僧肉”的“美誉”，每一笔扶贫资金下拨前后，负责呈报、审批的政府职能部门都要获得一些回报，或是受益人事后的“感谢”，或是受益人事前的“感情投资”。回扣一般比例不会低于10%，有些初次申报扶贫资金的基层单位为使今后的申报之路宽阔畅通，往往舍得投入，给予回扣的比例有时会超过50%。村里有钱拨下来了，求钱若渴的个别乡镇领导于“公”于“私”都不会坐视不管。从公的角度看，乡里等着钱急用，而村上的欠账一时还不清，于是巧立名目把钱扣下一部分；同时又有人私下打着个人“小算盘”：村里有钱了，多少总得孝敬一下“乡官”吧，否则自己在“村官”的位置上也不可能坐得太久。能用于计划项目的钱本来就不多，一路打点下来，到了村里已所剩无几，但有些村委会干部还要以“跑项目”的名义吃喝挥霍。因此，一笔扶贫资金有时最终落到农户手里往往只剩下一个零头。其中长岭县海青乡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2004年4月，国家给长岭县海青乡海青村20名贫困农民每人拨下5000元的黄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变成了50元钱，只有可怜的1%。发钱的时候，乡村干部还严厉吩咐：“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2005-03-21《东亚经贸新闻》）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晚清官场的贪污成风。多种史料证明，当时官场贪污的手段之一就是承办各类工程时吃回扣。“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两成半。”这与二百年后的长岭县人比起来，恐怕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这种经过层层剥皮式刨扣的的工程，其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不有效制止有关扶贫部门“洗劫”扶贫款的现状，不及时走出“政府支农数千亿，农民受益毛毛雨”的困境，扶贫资金不能用在“刀刃上”，中央的扶贫政策必然大打折扣，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必然减缓，农民返贫的可能性必然进一步加大。扶贫款到了引起现时“疗救”的高度注意的时候了，救救扶贫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