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违不只是毁掉一个讨厌的东西（三家村晨话）

　　我总是对他们抱有“妇仁之心”，那些用最卑微的方式在城市找生活的人。我常常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把标尺，检验着社会，检验着我们的生活和良心。我几年前回到故乡南京，有几年时间租住在城南一隅，从此过上在家门口流浪的日子，有那么一段很艰苦的日子，觉得快到了撑不下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发现房前大坡下一块被拆房拆出来的空地上，被外乡人搭起了棚户。他们惟一的工作就是捡砖头和其他垃圾，他们每天从附近的厕所取生活用水，他们每天过着没有电的日子，从不被本地人正眼相看……日子长了，成了可以聊天

　　这就是住违建的人的命运吧。他们的离去是必然。离去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发达了，一种是换一个地方继续挨“苦”。对后者来说，他们必须掂量经济学原理带给他们的“理性”选择：找一个成本最低的容身之所。因此，从上一个违建到下一个违建，这是一条基本路线图。

　　眼前的这条新闻洋溢着喜悦———拾荒拾出“垃圾产业链”，昨日，上万平米垃圾村被执法人员夷为平地。（据3月18日《现代快报》报道）而我却在挂念，拾荒者从此流向何方？

　　再找一个违建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必须帮他们分析生存成本大幅提高后的出路：回去？把裤腰带再勒紧一点？其实，第一个选择已经是“末流的选择”（我不愿把这个词搞成“末路”），我从我的那个老邻居那听到的是：在他们老家农村，只要有一点点办法的都会当逃兵。

　　继续过这种在城市漂泊的生活，何其难？一方面，他们身上一些无法改掉的坏毛病令他们长期并一直与城市保持鸿沟；另一方面，城市在大步流星地走向更高的文明，城市留给他们折腾的地方越来越少，更关键的是，一些利好的政策还是没有惠及他们。

　　那些搭违建的生活困难者受到了极大的关照，有关的条款不必一一例举。这是政府的善治之举，值得礼赞。但我们可能忽视了住违建者的困难。不久前江南时报报道了城管队员亲拆父亲违建的新闻，“住违建的困难者”受到了社会的关注，更受到了同情。但这到底还是“城市居民”范畴的事情。

　　3月17日的报纸上，传出了“户口迁移可不用换身份证”的消息。这意味着户籍上的壁垒又一次出现了松动。这有没有向我们提供，不仅从权利上，也从生活成本上善待那些卑微者的最大动力呢？

　　上万平米垃圾村倒下的喜庆，我们应该看到。那些从此失去一个“家”的人，我们更应该“看”到。拆违的真正价值，不只是在毁掉一个讨厌的东西，更在于帮助最无助的人群重建一个希望。

　　这一篇，不谓时评。

　　作者为本报首席编辑。

　　《江南时报》(2006年03月19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