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舍维奇生命的最后几天

　　第二落点

　　“晚安，亲爱的，”米洛舍维奇跟妻子说，“明天早上起床我再打给你。”

　　第二天她没有接到丈夫的电话，就马上联系律师，律师通知了监狱方面，来到米洛舍维奇牢房的门前。

　　他已经死了。

　　在最后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玩了一会牌，要了一颗大蒜和一杯牛奶，跟妻子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大约12个小时以后，他死了。而这一刻，这位前南联盟的总统还坐在自己单人牢房里，里面摆满了法庭文件，弥漫着香烟和咖啡的味道。

　　这是3月10日星期五的下午，米洛舍维奇正在跟一个以前的支持者一起准备战争罪控诉的辩护，他看上去很憔悴。他的耳朵响个不停——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他都感到耳鸣。他告诉他的律师托马诺维奇，他怀疑自己中了毒。

　　米洛舍维奇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俄罗斯外长，讲了自己的猜测，然后，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晚上，他和另一个战犯一起玩牌——remi——塞尔维亚人最喜欢的一种纸牌游戏。

　　这是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监狱很典型的一个片断，一种似乎很不协调的平静与舒适——克罗地亚、穆斯林和塞尔维亚的战犯们，他们在前南联盟时期拼得你死我活，在监狱里却逐渐变成了亲兄弟。

　　正玩着牌，米洛舍维奇感到胸部一阵刺痛。他问自己的狱友，有没有一颗大蒜——在塞尔维亚，大蒜是一种传统的草药。然后，他又要一杯牛奶。这是托马诺维奇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的。

　　他的狱友拿来了大蒜和牛奶。晚上8点，米洛舍维奇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妻子米尔亚娜·马尔科维奇，她住在莫斯科。他经常在早上起床后和晚上8点半牢房锁门前打电话给妻子，他的妻子后来告诉贝尔格莱德的一家报纸。

　　“晚安，亲爱的，”他跟她说，“明天早上起床我再打给你。”

　　在11日早晨7点到9点之间，米洛舍维奇死在了他的床上，托马诺维奇说。他的尸体10点05分才被发现。

　　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距离下次开庭不过40个小时

　　相对于1990年代巴尔干半岛战争中死去的22.5万人，米洛舍维奇死的时候算得上平静了。

　　在陪伴米洛舍维奇走过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律师、医生和其他人的描述里，他简直是一个平和的人。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他非常想念他的妻子，她是米洛舍维奇最好的朋友和政治搭档。他正在准备自己的案子，他想回家。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米洛舍维奇距离开庭为自己的66项罪名辩护不过40个小时。

　　米洛舍维奇坚称自己无罪，他还认为前南国际法庭是不公正地针对塞尔维亚。

　　3月1日米洛舍维奇的法庭陈述很有代表性，他是那么好斗。他和法官的斗争贯穿庭审过程，法官不让他一个劲儿地咒骂科索沃解放军。

　　“它(科索沃解放军)不仅是一个恐怖组织，”米洛舍维奇对一个已经被激怒的法官帕特里克·罗宾逊说，“它还是一个往欧洲贩卖毒品的组织，它还是一个从事白人奴隶交易的组织，它还是一个和……”

　　“米洛舍维奇先生，这是你的最后一个问题。”罗宾逊说。

　　同时，那也成了他在法庭的最后一天。审判中止，以便给米洛舍维奇时间去准备他的下一个证人。

　　监狱里禁止饮酒，不过米洛舍维奇还是喝到了酒

　　之后的10天——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10天他都在工作，在自己舒适的单人牢房里。

　　塞维宁根，海牙边上的一个海岸乡村，监狱就设在这里。监狱有4层，每层12个牢房，大约住着50人。牢房长5米，宽3米，有收音机和洗手间。

　　米洛舍维奇还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摆着文件柜，一部私人电话和一台电脑。他自己煮咖啡。

　　囚犯们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他们可以去娱乐室看电视、下棋或者看报纸，这样的娱乐室每层都有一间。户外运动时间可以从事体育活动，还专门有一个体育老师在旁边看着。监狱开了几门课，包括艺术、手工和英语。

　　那些都是别的囚犯的生活，米洛舍维奇不是，他一直坚持自己为自己辩护，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做准备工作。

　　在监狱里，米洛舍维奇喝到过酒，虽然喝酒是被禁止的。他请帕特里克·巴瑞特，一个前法国军医，带给他一瓶法国葡萄酒。警卫发现，然后没收了。

　　一个塞尔维亚的医生说，这种想夹带酒给米洛舍维奇而被发现的事情不止此一宗，但是显然有一些尝试成功了。国际法庭收到了监狱典狱长的报告，称他们在米洛舍维奇的牢房里发现了属于违禁品的酒。

　　他的妻子没有探望过他，因为如果来就会被捕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米洛舍维奇专注于工作，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包括巴瑞特在内的一些探望过米洛舍维奇的人说。

　　“他老是在工作，”巴瑞特说，“他的苦恼在于法庭将写下历史，而他希望驳倒法庭的历史观。”

　　“心理上，他依然是个好斗的人，”巴瑞特说，“但从身体上，他已经被耗尽了。最后阶段，他就想着赶紧审完，他怕自己撑不到审判结束的那一天。”

　　乌卡辛·安德瑞克，一个去年11月4日为米洛舍维奇做过检查的塞尔维亚耳科医生有同样的看法，他也是辩方的证人，他说那个人已经被为自己辩护的准备工作搞垮了。

　　“他甚至没有时间走几步，即便是每天必须的放风，他都不会去。这损害了他的健康。”安德瑞克说。

　　“通过听他的声音，我就知道他病了。当法庭告诉他不允许他去莫斯科看病的时候(3月初)，我有生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颤抖了。就是那时候，我想米洛舍维奇意识到了生命结束的开始，他开始恐惧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安德瑞克说。

　　他最深的悲哀是和他高中时代就开始相恋的妻子分离。她不能来探望他，一次都不能，因为贝尔格莱德发过通缉令，一直都想抓住她。这也意味着她将不能参加丈夫在贝尔格莱德的葬礼。

　　在他去世的那一天，她是第一个感觉到情况不妙的人。当她第二天早上没有接到丈夫电话的时候，她马上打电话给托马诺维奇，后者通知了监狱方面。很快，这位律师就站在了米洛舍维奇牢房的门口。

　　前总统躺在床上，一张单子盖着他的身体，他的嘴张着，一只胳膊垂在一旁。一些纸摆在床边。托马诺维奇说:“墙上贴着很多纸片，上面只有一个单词—Marko——他儿子的名字。”

　　编译/王风

　　图:

　　18日，米洛舍维奇葬礼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