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何时了?

　　最近看到两条有关医院的报道，一是《扬子晚报》1月24日称南京仙林地区启动了“南京最好医院”总投资达8亿元人民币，建筑面积10万～15万平方米。二是新华网报道的甘肃贫穷的东乡族自治县高山乡5个行政村3000多人，只有高山乡卫生院这一个医疗服务点，从1999年至今，仅靠一个村医在苦苦支撑；那儿的所谓医院是由5间濒临危房的瓦房组成的医院，所有药品和医疗设备还不足2000元。

　　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早已是我国医疗事业的“软肋”，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医疗豪华化，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的供给失衡，加剧了群众的“看病难”。卫生部长在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表示，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国情，不能与发达国家盲目攀比，一味追求高精尖端技术和豪华设施条件。如今中央制定的对农村看病贵的处方是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支持力度和扩大覆盖面；对城市看病难的主要处方是发展社区医疗，并成立了以吴仪副总理为组长、医疗相关的众多部门领导为副组长的城市社区卫生工作领导小组。这一发展平民医疗的政策已经非常清晰，但是现实中又是怎样的情景呢？

　　大城市医院大兴土木，一幢幢门诊大楼、住院病房和科研大楼拔地而起已经由来已久，不论你到哪个城市，所看到的散布全市的林立的大楼除了政府办公楼、金融机构和公司写字楼外，有许多就是医院的大楼。但看来医院大楼这一投资热点将延续下去，不少大城市的十一五规划中针对解决居民看病贵、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对策，还是脱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方，特别是一些公益性的公立大医院热衷于扩建和投资，预算资金从几亿到几十亿，而其中一大部分是要政府财政拨付的；而且在门诊、住院等大楼已经建成的医院，下一步目标或者建立干部保健大楼，锦上添花地改善干部医疗水平；或者建立科技实验大楼，信心百倍地迎接科技创新。

　　其实中央领导关心的看病难和看病贵不是通过以上手段能解决的。看病贵是和医疗保险覆盖面小、补偿比低相关，而看病难在城市主要体现在大医院看病难，深究下去还是有质量的医疗服务难以寻觅。因此对策应该是把财政投入集中于医疗保险覆盖面扩大和补偿水平提高，集中于投资于高质量医生的医疗服务，而绝不是一味地提供更多的昂贵的看病场所和紧跟世界潮流的先进设备，虽然后者是医疗质量的一部分，但不是绝对的主体的部分。而一直以来我们公立医院的投资导向却是本末倒置、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开出的所谓管办分离的处方就是把医院管理职能从原来的卫生部门独立出来，成立类似于香港的医院管理局，认为如此一来，卫生部门就能彻底摆脱“总医院”角色，避免他们集“裁判和球员”的角色于一体。新的医院管理局掌管财政对医院的投资，成为公立医院新的婆婆和真正的“老板”，因此受到医院领导们的顶礼膜拜，但是这就能解决公立医院真正姓公的问题吗？

　　实际上正如这次一些两会代表对公共服务业的批评所说的，作为公共服务业的医院，染上了公共服务类的行业垄断通病：保护落后，效率低下，毁坏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济法则，造成分配不公，滋生腐败土壤。

　　政府应该扭转医疗领域贪大图洋的局面，不能再听任医院用超经济能力的医疗设备和药品把病人的胃口吊起来，把医疗开支拉上去；也不能借发展社区医疗服务，掀起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新一轮的大兴土木之风；更不能扩大钱权效应对一般百姓医疗需要的示范性作用。否则由于诱导需求和攀比作用，再多的财政投入都会被吞没在投资拉高的医疗费用支出之中，由此带来的将是老百姓无休无止的看病贵和看病难的怨言和两会中永不间断的医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