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四五”(1971~1975):严重失控 调整战略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20日03:34 中国青年报

  “四五”计划最终仍以“草案”的形式印发。

  在国际紧张形势和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四五”计划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导致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严重失控现象: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主持两年经济调整,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

  1973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的高指标,逐步调整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经过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四五”计划得到了基本完成。

  “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计划”

  【决策回眸】

  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正式写进新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妻子叶群,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直接插手国务院部委工作,大肆发布战争迫在眉睫的指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他们盲目扩大军事工业生产,乱上“重点”项目,使得因“文化大革命”本已不正常的国民经济体系雪上加霜。军事工业的盲目上马和扩大,又严重占用挤压民用工业的资金、设备和人力,使其生产下降。

  江西景德镇瓷器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享有盛誉,产品一直供不应求。为了增加陶瓷出口,国家用了2700万元,在景德镇建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陶瓷厂,设计规模为年产2000万件。

  1969年,吴法宪等人看中了这个厂的厂房,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借口大搞直升机,占用了这个刚刚投产的陶瓷厂。他们把设备分掉,还把花了500万元建起来的隧道窑和锦窑全部炸掉。致使以后我国在国际市场瓷器贸易总额中只相当日本的五分之一。

  1970年宣布建成的这个景德镇的直升机厂,到1971年仍然没有生产出一架飞机。吴法宪等就采取欺骗手段,把老厂生产的零部件拉到这里总装、试飞。将这个厂包装成当年设计、当年基建、当年投产的典型。

  他们还肆意破坏计划管理制度。吴法宪派到成都雷达厂的心腹公开提出了“六不要”,首先就是不要计划。他们说:要什么计划?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计划。我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能干多少,就算多少。计划就是计划,把它丢在一边。另外还包括不要设计、不要配套、不要检验,甚至提出不要质量、不要生产管理:讲这个质量、那个质量,威力大了就是质量,给部队使用了就是质量。过去几年出不了一个产品,有人说乱,我看这个乱很好,还乱得不够,这才是正常秩序。

  1971年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针对前一个时期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和过分强调战争威胁造成的问题,以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形式,进行了经济调整。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周恩来指示下制定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加强国家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各项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等。

  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严厉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瞎指挥”、“三个突破”等现象后指出:“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渐暴露出来了。应该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历数了两年来经济领域国民经济发展不讲比例、各地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等等乱象,感慨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

  此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四五纲要(草案)”的部分高指标被降低:工业总产值由4000亿元下降到3300亿元,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从12.8%下调到7.7%……

  李朱整理

  【数字】

  第一

  1970年4月,全国煤炭工业会议提出:大干三年,扭转北煤南运,实现江南9省煤炭基本自给,力争在1975年煤炭产量超过美国、苏联,跃居世界第一。

  101.7%

  1975年是“四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主要由于整顿的作用,才使“四五”计划的多项指标基本完成,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

  10.7年

  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一五”时期是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则延长到8.8年和10.7年。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1970年10月20日)

  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林彪(1969年9月27日)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1974年10月)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三五”、“四五”计划的编制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一是制定计划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充分的科学论证、调查研究;二是制定计划必须尽量符合经济规律和生产力水平,不能单纯从人的主观愿望和热情出发。两个计划编制中,始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用精神力量来作为完成指标的依据,这本身就是严重违背客观规律。更何况,“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抓革命”的“热情”不但不是“促生产”的动力,反而是经济发展的破坏力。

  尽管存在着计划编制不合理、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经济效益低下等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三五”、“四五”计划毕竟得到了完成。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国家经济总量比以往有较大增加,而没有出现“大跃进”后严重倒退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而且,“三五”、“四五”计划是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阶段。

  (点评专家: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陈东林)

  李朱整理


爱问(iAsk.com)

收藏此页】【 】【下载点点通】【打印】【关闭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