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可能改写法治的历史

　　我们几乎可以用人的名字命名的规则来讲解美国刑诉法的主要内容。这除了因为英美法系国家大量适用判例法以外，更多的原因是这个国家纪念那些为权利而斗争的人们的法律传统：每一起案件，都是公民权利与不适当的公权的一场较量。在这些以人名命名的规则中，曾经改变法律历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63年确定重罪被告人有律师援助权的吉迪恩规则，以及1966年确定被告人沉默权的米兰达规则。

　　吉迪恩是一个51岁的流浪汉，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他在1961年因涉嫌抢劫而被捕。吉迪恩请不起律师，他要求法庭免费为他提供一位律师，结果遭到法官拒绝。自行辩护的效果不佳，他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吉迪恩在佛罗里达州监狱服刑期间，利用狱中的

　　最高法院在裁决书中强调，“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须而非奢侈”。裁决下达后，监狱里欢声雷动。吉迪恩出狱重新受审。重审由法庭指定了免费辩护律师，最后的判决是无罪释放。此案一出，全美各地监狱里有数千名在押犯人，因受审时没有律师为他们辩护而都获得了重新开庭复审的机会，多数人的最终判决是无罪释放。吉迪恩一时成为深受狱中犯人仰慕的英雄。

　　另一起为国人所熟悉的规则是米兰达规则。米兰达是名有前科的中学退学学生，因强奸一名未成年少女而被捕。警员们就轮番盘问这名年轻的

　　后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因警方违背宪法权利而推翻原审，米兰达一案在没有供词（因是非法证据而被排除）的情况下重新审理，重审仍判米兰达有罪。最高法院在推翻第一次裁决时，创立了里程碑式的米兰达规则。今天，但凡看过美国警匪片的观众都会看到警员宣读米兰达规则：“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你说的一切会在法庭上用做对你不利的供词。”为了方便这一权利的告知，警察局把这段话制作成“米兰达卡片”。

　　2005年，我国发现和查处了多起程序违法而导致的冤案。佘祥林案和滕兴善案都是因为“妻子的死而复生”才发现的冤案。在佘祥林案件发生以后，检察机关尝试推行审讯过程录音、录像和律师在场的三项试点，我们完全可以叫它“佘祥林规则”。而湖南滕兴善已经被错误地执行死刑，吸取该案的教训，我们完全可以要求“对没有ＤＮＡ测试和死不见尸的案件不能处以死刑”成为一条死刑裁判的重要规则——美国《2004年无辜者保护法》中就有这样的规定，我们也可以把他叫做“滕兴善规则”。

　　其实，以人名作为刑事诉讼规则的名称，不光是对一个具体的案件中被告人为自己权利而不屈斗争的纪念，更说明这个国家对公民权利的重视。米兰达、吉迪恩……这些名字代表了美国历史上一个个刑事法治里程碑。今日的中国，我担心的是面对一个个或悲壮、或凄凉、或荒唐的案件，我们习以为常、无动于衷，杜培武、佘祥林、滕兴善等名字很快就被人忘记，惨痛的代价能否带来对不合理程序的触动？

　　也许，是否以这些公民的名字来命名某一个刑事诉讼规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是权利的拥有者还是权力的行使者，都有机会改变法治的历史。如果一个案件能引发一场改革，那么，对那些当事人而言，无论是像米兰达一样臭名昭著，还是像吉迪恩一样赢得英名，这些名字都会让我们想起法治史上令人难忘的往事；而那些充满良知和智慧的法官、检察官和立法者的名字，将与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规则一起名垂青史。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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