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厕所来衡量国民性（纵横）

　　厕所是个被谈烂了的题目。外国人谈，中国人也谈，出国回来的中国人更要谈。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比较厕所学”，厕所被当成了中西文明的一个文化表征。似乎“厕所”是民族性的最佳解读角度。结论大致是，只有当中国文化的“总病根”被彻底挖出斩断，中国人改变了“民族性”，中国的厕所才能彻底没有臭味。

　　用“大历史的眼光”看厕所

　　为了不重复别人，笔者想用“大历史的眼光”来重新看看厕所。

　　近几年来，几乎每篇中国人的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2000年一位游客在游记中写道：

　　汉城（现称首尔）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只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没有见过有收费的厕所，但所有公厕都提供卫生纸、洗手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所的厕所简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厕所称为“化妆间”，真是名副其实，我在那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描眉画目。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让我们把时间上溯220年去检索历史。1780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有一位到中国旅游的韩国（当时称朝鲜）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粪堆发出过由衷的赞美。此人名叫朴趾源，是韩国的一位著名学者，他出使中国后写了一本游记《热河日记》。此书读起来的感觉很像今天中国人写的那些旅韩游记，对他所见到的每一件外国事物都充满了好感。所到之处，处处是羡慕，处处是惊叹，甚至对中国农村的粪堆也要赞美一番，并且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

　　中国农村的院子，到处收拾得整整齐齐，没有一处苟且对付，没有一样杂乱摆放。虽然牛栏猪圈，也疏直有度，即使是柴垛粪堆，也精丽如画。中国的粪堆，堆得方方正正，或八角，或六楞，或者堆成楼台之形。从中国的粪堆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处处有制度，到处都值得我们学习。

　　从小小的粪堆上，他读出了中国的“文明”和“进步”，看到了朝鲜的“脏、乱、差”。他认为，中国人事事有规矩，处处有制度。而且中国的制度无不合情合理，周密有效。他说，要改变朝鲜的落后面貌，必须从这些小事做起，一丝不苟地向中国学习。其心态和那些今天出访欧美之后大发感慨的中国人心态何其相似！

　　看来，仅仅200年前，起码在东亚，相对而言，中国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典范。中国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脏、乱、差”，韩国人并不是一直比中国人干净，所谓“韩国人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在环境卫生方面是中国人的模范”也不过是韩国经济起飞之后的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厕所或者粪堆与“根性”、“民族性”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截了当。

　　到了1731年，欧洲人还在随地大小便

　　从历史的角度对比一下中西厕所文化，会更让人大跌眼镜。

　　从史籍来看，到了1731年，欧洲人还在随地大小便。那一年出版的一本《骑士风度的伦理学》中建议读者：“从一个正在解手的人身旁走过时，应当装没有看见。向这个人打招呼是有悖于礼貌的。”18世纪欧洲虽然已开始工业化进程，厕所建设的脚步则没跟上。

　　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厕所也领先了欧洲起码2000年。中国厕所落后于欧洲，不过是近200多年的事。上推200年研究“比较厕所学”，我们会得出一系列与现在相反的结论，也许欧洲人会猛挖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欧洲人洒着香水，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在他们通过工业化富了之后的事。在那之前，他们不但随地大小便，而且还往桌子上吐痰呢！

　　中世纪的欧洲人在为摒弃陋习而努力着。当时的《礼仪书》中说：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1774年，欧洲的《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中说：我们再也不能原谅那些把痰吐到窗外、墙上或者家具上的人。

　　至少那个时候，中国人比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我们的老祖宗再不争气，也绝对不会把痰吐到桌子上。

　　厕所是现代化问题，不是“中国问题”

　　广征博引，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厕所臭得有理，中国人随地吐痰光荣。我想证明的是，中式厕所、随地吐痰，或者“缺乏公德心”、“不守交通规则”、乃至“忍耐”或者“缺乏精确性”，都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根性。暂时的落后并非意味着永久的不变。我们今天关注厕所问题，恰恰表明，中国的厕所未来将会更加干净。

　　事情其实一目了然，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中国根性而特有的“中国问题”。明朝后期以来基本停滞不前的中国与近几百年迅猛发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会感到撞击的剧痛。从后现代化的欧美日韩，看前现代化的中国，就如同把参天大树和一颗刚刚发芽的小苗做对比，其差距自然触目惊心。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并没有落后的专利，欧美也不是注定永远先进。谁能说，领先了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不会再次领先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国独具的“优根性”呢？

　　跳出民族性的框框

　　一个民族要发展，就要有长远眼光，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判断和基本自信。这样，发展才有立脚点，看问题才能看得清楚。不然的话，病急乱投医，把溃疡当绝症治，恨不得换心换肾换肝换肺，把自己一切都换掉，结果只能是丢失了自我，变成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

　　人穷志短。一个民族在困难的时候容易自卑。韩国人在亡国于日本的时候，也痛思本民族落后的根性，写了一本《民族改造论》，呼吁彻底改造国民性，再造韩国。梁启超也在《朝鲜灭亡之原因》等文章中对韩国人的性格大加鞭挞。甚至到了上世纪60年代，韩国人还自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到了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之后，韩国人就开始挖掘自己身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的国民性是世界上最好的。

　　同样，日本人上世纪50年代还在臭骂自己的文化，到上世纪60年代末经济崛起之后，一部分日本学者便开始吹嘘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强调，日本之所以经济成功，是因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与中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这个框里面装的心理定式，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然而，更多的现象是民族性解决不了的，而且民族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作者是辽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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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2006年03月20日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