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地震与知耻文化

　　摘编自《新民周刊》／詹小洪

　　近半个月，韩国政坛又闹了一场不算小的地震。震源是在3月1日，这一天是韩国独立运动节，举国纪念；同一天全国铁路系统工人大罢工，引起“铁路大乱”。面对这些国政大事，总理李海瓒却在休假，与一群商人打高尔夫球，当天就被韩国内媒体批为“不务正业”、“不分轻重缓急”。反对党更穷追猛打，继而又爆出这场高尔夫球风波还涉嫌赌球、行

　　自卢武铉总统上任三年来，已经有不少相当于副部级以上的官员引咎辞职，仅2005年一年，就有5名政府高官引咎辞职。财经界因决策失误、企业界因亏损、学术界因造假而引咎辞职的事也不少。最出名的莫过于克隆之父黄禹锡教授的事例了。

　　比引咎辞职更残酷的是自杀现象。2004年我在韩国讲学最后两个月中，从报刊上就看到三起政经界人士跳汉江自杀的报道。最后舆论不得不呼吁增加汉江大桥上干预自杀的警察巡逻人次。

　　韩国社会辞职、自杀风盛行与他们的知耻文化氛围不无关系。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自杀者一般都抱着深深的负疚感选择了绝路。他们的辞职声明或者说是“愧对国民”，或是“连累总统深感不安”，要不就是“辜负了选民、党员对自己的信任”。

　　强大的反对党存在也是引发韩国政界要员不断上演辞职闹剧的重要原因。在韩国，代表亲美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对党怕的就是代表进步的左翼执政党不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出现一点瑕疵，犯事的官员自身即使厚着脸皮不辞职，本党内部为了本党的整体利益考虑，也会动员他辞职。何况还有反对党动辄以“不辞职就弹劾”相要挟。当事人为保全脸面，主动辞职总比被党内动员辞职，更比被国会议员弹劾下台明智得多。

　　另外，无孔不入的舆论监督、公民高额有偿举报制、政要们每年一度的严格财产申报制度都威慑着韩国声名显赫的人士。作为韩国公众人物，为爱惜自己的名节，他们得比平常人更注意自己的言行与操守，否则离辞职、身败名裂就不远了。

　　不过，官、产、学三个部门之间流动的便利性也使韩国名人不会太恋栈。不当官还可以经商，当教授，搞科研，来去自由。

　　总之，韩国的内阁换得特勤，一届总统五年下来，鲜有干到届满的部长。韩国历史上，一届政府换三四个总理是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