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城市贫困出现“代际转移”

　　近来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日益成为人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在最近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呈明显加重的趋势。据这些专家提供的数据，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达到6％－8％，已经明显高于农村同期2.6％的水平。

　　“相对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保障的底线，这种贫困是绝对的赤贫，

　　与赵喜忠一样，湖南省政协委员郭晋云也一直在调查城市贫民的生活现状。他在一份提交给当地政府的调查报告中呼吁，城市贫困群体正在扩大，要谨防形成“贫民窟”。

　　与这些城市贫民的生存状况相比，郭晋云更为忧虑的是，如果不能帮助这些城市贫民迅速脱贫，在他们比较集中的区域就会出现治安恶化、商业萧条的现象，进而容易引发集体暴力和犯罪蔓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城市贫困出现“代际转移”

　　湘潭市鲁班殿社区是临近繁华街道的老城区，在当地被称为“贫民窟”。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老人、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群，尽管他们中有一小部分有退休工资，但还是比较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此外，大多数贫困家庭的住房面积小，往往三代挤居在一起。对当地的一项调查显示，65％的贫困家庭有一个以上的慢性病或大病患者；34％的贫困家庭有残疾人；72％的贫困家庭认为，就业难、看病难、子女学费贵等是影响他们脱贫解困的“三座大山”。

　　综合一些专家的分析，贫困人群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失业人员；资源枯竭型城市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如东北产煤地区辽宁省阜新市，失业人员中有30％~40％是青壮年劳动力；退休较早、仅依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

　　让人更担忧的是，许多因为贫穷而过早辍学的年轻人，有可能同样没有多少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只能在贫困的道路上继续挣扎，根本难以担当拯救全家的重任。于是，一代人的贫穷，将有可能更加严重地转移到下一代。这种城市贫困出现的“代际转移”现象，正是一些社会学家极为担忧的。

　　警惕“制度性致贫”

　　城市贫困在中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事情。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来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基本被打破，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大批失业人员。

　　据权威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失业人员的总数为300万，1997年增加到1760万至1820万，其中约1218万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目前约890万下岗人员仍处于待业状态。这种情况在东北重工业基地表现得最为严重。

　　可是，在经济改制快速进行的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却相对滞后。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来看，不仅保障金基数低，难以起到真正的生活保障作用，而且保障范围并没有覆盖到所有人群，只限于城市里一部分有正式工作的人。虽然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扩大这个范围，但离真正做到健全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今年2月初，据中国知名独立市场调查公司——零点调查公司公布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

　　该报告还显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是医疗费用，约有25％的贫困居民认为贫穷是因为“家里有病人”。另据辽宁省民政厅统计，“看病难”是困扰城市困难群众的最大难题。在辽宁的城市困难居民中，因病造成家庭困难的占30％左右。

　　何东一家原本是内蒙古自治区一个幸福的城市家庭，如今却因为缺少医疗保障陷入贫困的深渊。这一切皆因儿子患了骨癌。

　　为了给儿子治病，何东不得不去借钱。但是，病魔还是夺去了儿子的生命。那一年，孩子才12岁。

　　“60多万是从朋友那里借的，朋友不说什么，但是这钱总不能不还。”然而，何东的噩梦并没有因此结束，尚未年老的父亲刚刚查出肾功能衰竭，家庭中又一个人躺在了病床上。

　　家徒四壁，能卖的东西都让何东换成了现金。一台上世纪80年代产的旧彩电放在了一个破纸箱上，“这是我唯一能够娱乐一下的工具。”何东说。

　　何东并不是特例，如今像他这样因为没有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而一夜之间跌入赤贫的家庭，在中国并不鲜见。

　　“穷人贫穷并不仅是因为他们观念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策性歧视造成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提出警告说。

　　一些专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制度性致贫”。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近年来进行的备受争议的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着重点是放在了市场化和产业化方面，而忽视了其本应赋有的公平性和公益性。这也是导致教育花费和医疗花费过高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所在。

　　如何破解城市贫困

　　在大多数人看来，增加就业、扩大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和低收入问题的首要措施，而增加就业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可现实情况是，依靠服务产业脱贫可能在经济发达地区走得通，但在贫困地区不一定行得通。如东北一些资源城市的情况是，当地发展服务业遭遇的是小买卖“卖不动”，做家政“没人要”，当护工也“没人雇得起”。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专家认为在城市扶贫的时候，对贫困人群应该从“输血”转为“造血”，即淡化现金或实物资助，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生存本领。如今，这种扶贫思路已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采纳。

　　与这些软性的扶贫政策相比，赵喜忠主张一种更为硬性的手段，就是呼吁制定专门针对城市扶贫工作的法规，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标准、保障程序、保障资金等加以规范和明确。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必须增加社会的透明度。

　　据《北京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