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老电影

　　一、消息

　　常常有这样的情景:清晨的时候，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当我们走到大队部门前的大晒场边，在薄薄的晨雾中，我们隐约看见一个名叫牛高的人正在刨坑。我们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他在挖坑，难道说今晚村子里要放电影？

　　通常，我们会立即上前将他团团围住，甚至会去帮助他将那两根巨大的毛竹埋入坑中，将四周的土踩平。牛高总是不耐烦地将我们推开。我们问他今晚是不是有电影，是什么片子？牛高从来都不屑于回答。他的沉默和傲慢不仅不会让我们生气，相反，更加激起了我们对他的崇敬。

　　每逢有电影的日子，我们根本无心上课。好不容易熬到第二节下课(二、三节课之间差不多有二十五分钟左右的休息和广播体操时间)，我们像子弹一样冲出教室，从村东一直跑到村西。电影的消息终于被确证:那两根毛竹矗立在晒场靠近池塘的一端，上面暂时还没有银幕，那是因为电影放映队还未抵达。晒场上早已放上了一张小方桌，那是电影放映机所在的位置。围绕着这张小方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色各样的板凳和椅子。一些老人和还未到上学年龄的儿童在那里守护。但是我们的心里仍然不踏实。

　　天气是最重要的因素。有时白天阳光明媚，到了晚上却突然大雨倾盆，把我们整整一天的期待冲刷得干干净净。如果雨下得不大，放映员还会用一把雨伞罩住放映机，勉强支撑一段。若是雨量增大或一直下个不停，他们便会终止放映，让大家回家睡觉。下雪则没什么问题，反而会给观众增添某种别样的情趣。

　　一般来说，邻村的电影消息，往往是通过那些走村串乡的商贩——比如说卖豆腐的、卖麦芽糖的、卖酒糟的、卖针线或渔网的带来。假如他们带来了电影消息，他们的货就会销得比平常快一些，特别是当我们得知晚上放映的是一部战争片或双片(同一个晚上放映两部电影)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商人大多较为诚信，通过散布假消息来销货的事从未出现过。如果他们的情报不实，让我们白跑了几公里的夜路，那一定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最常见的就是放映机出现故障、停电，再有就是某位国家领导人突然逝世，我们被告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等等。

　　如果没有任何电影消息，我们有时也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村中那些电影迷(主要是一帮十七八岁的男女青年，我们是他们的跟屁虫)站在漆黑的村头高地，放眼向四周一望，看看远处的地平线上是否会出现微暗的红光，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邻村是否有电影。于是，我们朝着那片微暗的红光猛扑过去。有时，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而熟悉的电影对白却已在寂静的旷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毫无疑问，那就是来自天堂的声音。

　　比如:“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炮弹离炮位太远了么！麻痹！太麻痹啦！”(《侦察兵》)

　　比如:

　　甲:你再往前看——

　　乙:是龙江的巴掌山。

　　甲:你再往前看——

　　乙:看不见了。(《龙江颂》)

　　再比如:“苏维埃俄国被敌人包围了，反革命叛乱像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那一端。摆在我们工人阶级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胜利，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而死亡是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在十月》)

　　不过，有时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到邻村才沮丧地发现，原来那儿死了人，正在开追悼会，有时则是办喜事，或者发生了火灾。

　　二、放映员

　　我们县到底有多少个乡村巡回放映队，谁都说不清楚。放映队每隔三四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来到我们村一次。由于不通公路，电影器材(包括放映机、银幕、喇叭、胶片和发动机等等)被装在一辆独轮手推车上，放映员们要推着如此沉重的器械在丘陵地带来回穿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一般来说，放映队都要配备三个人。

　　放映队的负责人是一个大胡子，镶着一颗金牙，放映队下榻的地方通常是我们村的知青点。吃饭呢，一般就安排在大队书记、妇女主任或其他较为富裕的家庭。大胡子人挺随和，酒量却大得惊人。大队干部中间还找不出一个可以与大胡子斗酒的人来，革委会主任最后只得请牛高出马。

　　牛高原是放牛的，除了喝酒之外没有别的本事。一来二去，牛高就和大胡子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大队就干脆将接待放映队的艰巨任务交给他去负责，那两根竖银幕的大毛竹就搁在他的牛棚里。有时，他竟然能够说服大胡子在我们村多呆一天，多放一场。

　　牛高虽然为电影的事忙前忙后，却从来不看电影。据他女儿说，牛高陪大胡子喝完酒之后往往直接回家睡觉，让他的大儿子在现场照应。要是碰上停电，牛高就不敢怠慢，他得一个人蹲在池塘边的大柳树底下，照看那台珍贵的发电机。保证电影放映过程不出任何问题是他的职责，但所有这些事都是义务性的，除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报酬。

　　因为要和牛高斗酒，大胡子就将放电影的事交给那两个副手去处理。在放电影时，放映机遇到故障是常有的事。最常见的故障是卡片(胶片在通过镜头时被卡住)和烧片(胶片由于温度太高被烧了一个焦洞)。遇到烧片，放映员需要用一把小剪刀将烧坏的胶片剪掉，然后再用橡皮膏重新粘上。两名副手手忙脚乱、汗如雨下，怎么也无法排除故障的时候，他们就会派人去叫大胡子。大胡子满脸酒气地赶来，别看他满脸络腮胡子，长得高大粗笨，那双手特别的白皙细长。只见他用一把小刷子这里刷刷，那里掸掸，变魔术似的随便摆弄了几下，放映机便很快恢复了正常。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做一名电影放映员。中学时有一年，我们公社要送两名文艺生去县城工作，一名是去县剧团拉二胡，还有一名就是去学习放电影。我也是参加面试者之一。最后获准进入县放映队的是一个瘦高个儿，只记得面试那天他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大腿上还写着一行钢笔字:这边风景独好。

　　三、断路

　　断路，拦路抢劫的同义语。在我们当地，所有父母为阻止孩子夜间外出，总会吓唬我们说:要是碰上断路的，你就惨了。据我的祖父说，在解放前，强人剪径的事常有发生，设伏的地点通常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峻谷，或某个僻静的“猛恶林子”里。不过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代的社会治安好得出奇，路不拾遗或许并不尽然，夜不闭户倒是千真万确。那个年代的“断路”行径大多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带有相当程度的喜剧色彩。拦截的主要对象是新婚的迎亲队伍或乡村巡回放映队。

　　其实，很多的“断路”事件都是即兴的。他们只消派两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放映队的必经之地等候，就能轻易地将他们一举俘获。放映队员们早已见惯了这样的阵势，他们很乐意“变节”。只要有人拦截，他们不作任何反抗，就乖乖地跟人家走了。反正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哪个村庄放都一样，好酒好肉一样不会少，只是害苦了我们这帮望眼欲穿的电影迷们。

　　我们村地处几个县和公社的交界处，也经常拦截邻县(公社)的放映队，其剽悍和蛮横程度让邻村人望而生畏。有时，邻村的放映队为了顺利地通过我们村，不得不乔装打扮，或绕道而行，必要时还会派出手扶拖拉机和基干民兵押送。

　　有一年秋天，为了庆祝罕见的大丰收，大队革委会从市电影局专门包租了一台放映机，来我们村放映新片《火红的年代》。到了中午的时候，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我们的放映队被马祠人拦截了。由于事先付出了高昂的费用，按照和电影局的约定，这部电影的拷贝只能在我们村庄停留一天。革委会的头头们不敢含糊，立即派出了以牛高同志为首席代表的谈判小组赶往马祠。最后的谈判结果，放映队同一个晚上在两村各放映一场，包租费两村均摊。等到放映队在马祠放完推着独轮车来到我们村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革委会主任当即决定，第二天上午放假半天，让社员同志们在家补觉。我记得电影散场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的头顶上都结了一层白花花的薄霜。

　　一个时代结束了。不管什么人的童年都是神圣的，但我们已不能返回。如今，按照我们那一带的乡村习俗，电影往往与死亡的消息结伴而行。只有在村子里死了人的时候，人们才会放一场电影来冲冲晦气，观看的人也寥寥无几。

　　有时候回到家乡，还能看到牛高。

　　他已经病得不行了，坐在通往大晒场的巷子口晒太阳。三三两两的孩子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人会停下来看他一眼。⑥3

　　□格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