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怎样成为文化强国？——与一位老艺术家的漫谈录

　　“那是我1962年凭借表演的独舞《盅碗舞》获得芬兰第八次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后，唐山陶瓷厂根据我的演出剧照制作的。”屋子的主人莫德格玛微笑着说。

　　莫德格玛，这朵上世纪50年代从内蒙古大草原走出的民族舞蹈之花，在传承、弘扬中国民族舞蹈艺术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这一路，留下了她的骄傲、光荣，这一路，也引发了她对现实的凝视和忧思。

　　“我很骄傲，我们曾代表中国文化影响了世界”

　　莫德格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进入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组建的东方歌舞团，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魅力的文化使者。

　　“对于我们这一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光荣莫过于作为国家艺术团的成员去展示新中国的风采。”莫德格玛说。

　　上世纪60年代，对于处于政治、经济封锁中的中国来说，文化交流成为打破这种封锁的强大武器，很多对新中国不了解的国家正是通过莫德格玛他们精湛的演出，了解了中国灿烂的文化，并逐步消除了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作为艺术工作者，我很骄傲，因为我曾代表中国，代表中国文化影响了世界。”莫德格玛说，“而这也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我很忧虑，能不能挣钱成了艺术存亡的唯一标准”

　　正是由于卓越的艺术成就和巨大的海内外影响，1977年莫德格玛当选为第5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连任第6、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

　　身份的变化，逐渐也让莫德格玛开始关注除个人舞蹈艺术提高和创新之外的更宽远的事物，比如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比如文化体制改革。

　　谈到中国舞蹈的发展现状时，莫德格玛说到了作为自己良师益友的戴爱莲:“戴爱莲是中国舞蹈最大的无形资产，是她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中国的舞蹈艺术，什么是艺术的想像和创新，什么是中国艺术家的荣誉感和责任心。”

　　“而现在中国舞蹈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些。”莫德格玛说，“尤其是缺乏艺术上的独创和想像，大家现在都太浮躁，太急功近利了。”

　　“应该说，从2000年开始的文化事业改革是正确而及时的，它解决了旧体制束缚文化发展的一些问题。但有一些改革也出现了偏差，比如一切向钱看，能不能挣钱成为判断艺术好坏的唯一标准，能不能挣钱成为决定艺术团体存亡的唯一标准，而挣钱也成了许多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人生目标。”莫德格玛说，“对于这些，我很忧虑。”

　　“一个大国，必须保留几支叫得响的艺术‘国家队’”

　　这几天，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等几个著名艺术团体在北京举行的演出轰动了京城，俄罗斯国家级艺术团所展现的高超艺术水准折服了中国观众，更

　　让许多人愈发感受到俄罗斯的文化

　　艺术魅力。

　　“事实上，无论从文化外交的需要，还是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需要上看，一个大国，保留和壮大几支在国际上叫得响、艺术水准高的艺术‘国家队’是很有必要的。”莫德格玛说，“俄罗斯在它最穷的那几年，也没有解散代表自己国家艺术最高水平的艺术团体，一直靠国家养活了下来，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但是，一些艺术团体全部实现企业化转轨和完全商业化运作，也让莫德格玛对艺术本体的发展存有一些担心，“值得我们研究的是，艺术内在的深层次的结构和文化内涵及其底蕴不是企业机械化结构所构成的，也不可能把人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美学思想企业化。还有，艺术的价值取向是否单纯以票房、收入为标杆？”

　　“走好文化体制改革的每一步，不缩手缩脚，也不大手大脚，很重要。毕竟我们国家的文化实力还很弱。”“一个文化大国的气派，一个国家的美好形象的展现，要有强势的国家级大型艺术团体的支撑，要有艺术素养和职业道德兼备的艺术家群，要有一个民族的艺术想像力。文化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壮大、增强我们的文化实力，培养一支国家荣誉感强、艺术造诣高的艺术家队伍，以民族文化艺术本身的繁荣和影响力塑造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在市场上多挣一些门票钱。”⑥2

　　□新华社记者邬焕庆

　　《盅碗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