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好的父亲

　　林太乙在《女王与我》中回忆——

　　父亲一生遇到的挑战很多。我祖父是个乡下的穷牧师，却充满梦想，要儿子到上海去上大学，到外国去

　　对父亲来说，哈佛大学就是拥有几百万本书的卫德诺图书馆。他比喻自己在图书馆求知的经过，像一只猴子在森林里寻找坚果。他告诉我们，他在图书馆里一天可以跑几里路，如果在一本书里找不到他要的知识，他就在另外一本书里找。

　　他鼓励我写作，也同样的起劲和认真。小时候他就鼓励我写日记，他说，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但千万不要像小学生作文，写假话给先生看，例如“天天玩耍，不顾学业，浪费光阴，岂不可惜？”那是他在一本学生尺牍里读到的句子，使他捧腹大笑。他说，无论写什么东西，最要紧的是个“真”字。

　　父亲的书房叫做“有不为斋”，朋友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的答案部分是: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不免东想西想。

　　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

　　我不会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说月亮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这些话是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说的，而他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这也许是他写作成功的原因。他写的文章都是“真”的，他不怕把他的感情和思想坦率地表露出来，从不顾别人对他有怎样的想法。

　　父亲的人生观，简单地可以这么说，“我认为合情理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而合情理的人也就是最有教养的人。一个合情理的革命家并不是一把新扫帚，把整个宇宙扫得一尘不染，却总宁愿留下一点尘垢。一个合情理的戒酒者，偶尔也喝一两杯。一个合情理的素食者，也总可以偶尔吃一块牛排。如果一个人发现了伟大的科学真理，却失去了人性，又有什么好处呢？大智能在于不要对人性太苛求。”

　　这也许是他幽默感的出发点，他能够看出做人的矛盾，而宽恕一个人。

　　父亲在压力之下，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1954年他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之后，左派人士便想办法把他弄下台，新加坡的许多报纸都攻击他，小报更加凶恶，有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个人的照片，加以说明是“林语堂的兄弟，是一个吸毒的挖坟墓的人”。我看了十分生气，对父亲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胡闹？”父亲把报纸拿过来一看，微笑道，“面貌倒有点像我。”

　　父亲自23岁起就梦想发明一架人人无需受训练就会打的中文打字机。关键在于重新把汉字分类——不用康熙部首——进而发明一个便利的键盘。1931年，父亲36岁时，他以为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从上海到美国去和工程师研究打字机的设计，回国的时候钱用光了，口袋里只有三毛钱。他没有制造模型的本钱，但是他念念不忘这个梦想。

　　1947年，由于他写了好几本畅销书，有了几万美元的积蓄，他以为足够制造打字机的模型，于是便开始积极进行。

　　问题层出不穷，每个零件都需请工程师绘图，以人工制造，开销越来越大，远超出他的估计，但是既然已经投资这么多钱，实在不能半途而废。

　　模型造好之后，由我练习打，按照父亲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只需按三个键便可以打出一个字，比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笨重难打的打字机，实在方便得多。

　　父亲开记者招待会，各大报以大篇幅刊出“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消息，我们家并且一连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来参观。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适在纽约访问的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说，“我对这部打字机的简易打法非常惊奇，这是极有价值的发明。”这类的赞许不胜枚举。

　　1948年，美国默根索拉排字公司和父亲签约付了父亲两万美元，取得独家研发中文打字机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内战，没有进行制造。父亲发明打字机背的一身债要许多年以后才能还清。他从不抱怨，从不后悔。“人要有梦想，才会有进步。”他说。

　　30年后，计算机时代开始，父亲研发的“上下形检字法”和键盘，被台湾神通公司采用为计算机输入法，父亲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但对父亲来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做人。他说，“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为的重要在文字之上。文章做不好没有关系，人却不能做不好。我觉得看一个文化，就要看在这个文化里长大的人是变成怎么样的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比较之下，所有其他的成就——艺术、哲学、文学和物质生活——都变得毫不重要了。”

　　父亲一直到老，心里都充满梦想，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他是最好的父亲。⑥3

　　(摘自《女王与我》林太乙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