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转型期社会冲突困境

　　南方论坛·化解社会矛盾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多个层面的变化，一方面是国家整体格局向现代化的推进，一方面是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集团多重化以及以农民为代表的部分社会群体边缘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出现了以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博弈，而由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方面的力量对比差异，兼之机会的不平等，逐步造成了结果不平等，从而导致了社会矛盾在一些领域激化，并日益呈现出区别于以往的新特点。

　　之所以“新”，是因为社会矛盾所发生的领域和频率远甚于过往，利益诉求开始超越单纯的经济领域，政治权益也成为一个重要内容。特点的“新”，在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到了改革的分水岭，埋藏在社会结构、城乡结构调整之下的社会矛盾逐渐累积，以至于在不同的区域和领域集中发生。

　　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世界的《第三次浪潮》中写到: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浪潮，而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对于那些后工业国家来说，这个判断无疑是准确的，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农业文明尚存影响，工业文明渐次交错，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托夫勒所谓的三次文明浪潮居然都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影子。文明的多样性之间必然产生发展形态及至发展内容上的落差，反映到现实社会，即是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结构的断裂。

　　在工业文明和新技术革命的强势冲击下，农业文明的式微乃是必然趋势。然而，在从一个以农村社会为主的结构转入到一个以城市社会为主的结构中，如何化解因转变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并进而弥合社会结构之间的断层，以构和谐，正成为当下必须之思考。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念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无疑可以视作是针对工农业文明之间鸿沟愈来愈大、城乡二元格局之下的冲突愈来愈烈的应对措施。不可否认，改革开放28年来，经济总量和各社会群体获得的利益均有提升，而增量的不一致导致各社会群体相对利益发生了变化。这就是“

　　在市场经济之下，绝对的结果平等是不可能的，历史已经证明，结果上的绝对平等正是最大的不平等。根据市场经济原则而来的要素分配机制，本身并没有问题，事实上，如果纯粹由市场竞争能力而造成的贫富差别，并不会引起社会广泛情绪的不满。不满不在于起点平等、机会均等之下的结果不平等，而恰恰在于造成结果不平等的前提是机会不平等。更危险的是，之所以机会不平等，不是源于市场的自然抉择，而是由于机会依然是在权力主导机制下产生的。这就涉及到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何认知。

　　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是竞争性的制度安排。要解决社会矛盾，并不是消弭竞争、回到计划时代，而是着力于构建起点平等、机会公平之下的竞争制度，同时，对由于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公平进行相应救济，以顺利实现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也就是说，面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朝向不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改革不仅要继续深入，革除掉制度性不公以及由权力资源掌握不一致所导致的机会不公，而且需高举利益分享式的新一轮改革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