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愿批评成为作家的“马刺”

　　权力博弈影响文学史从“70后”到“80后”，我一直保持着充分关注。

　　因为在我看来，这关系到现代中国之文学创造的气象与高度，意义重大，不可不察。与“70后”的昙花一现乃至身体写作的取宠过度相比，“80后”显然更具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和语言驾驭力。这不仅是通过市场订数表现出来的，也是通过他们的文字和作品本身展示的力量。对这一点，如果作为批评家不能体认，不是“老夫近来少读书”，就是“满眼沧桑

　　实际上，诚如布迪厄所揭示的那样，文学场域的权力博弈，乃是影响文学史本身进展的重要因素。而更重要的是，由于科技在当代世界的高度发展，使原有的“权力格局”被打破。新生代的创作者可以凭借网络的便利，借助市场的支持，而不再延续传统的“成名程序”（所谓“进入文坛”）。所以，韩寒可以骄傲地说：“我的写作可以说是中国难得的纯文学。”（韩寒《蛋，就是这么扯的》，载《新京报》2006年3月8日）这种对“潜规则”的破坏，当然有引起“既得利益者”不悦的因素。

　　“80后”要有文学的雄心从这个角度而言，韩寒有些像那个指出皇帝未穿衣服的小孩，凌厉而真诚。他的自负与“轻狂”，也跃然纸上。我虽然不喜欢，但尊重其个性。对80后，我觉得韩寒与张悦然是相当有潜力的，这既表现在既有文本的“才华横溢”，更内蕴于颇有个性的“艺术潜质”。因为，说到底，文学毕竟是文学，无论场域博弈的制约因素有多大，最终是要根据作品本身的分量来说话的。而从本质上来说，一流作家必须拥有一流的艺术作品，他绝对是艺术家，是创造者。至于说到是否纯文学，我觉得那只是文学史家的一种划分尺度而已，不必过于拘泥或执着。“超越雅俗”才是更高的境界。就读者大众的普及面来说，80后作家显然具有“俗文学”的因子，而从其表现的艺术感受力而言，《三重门》、《十爱》等作品显然也不能说就没有“雅文学”的成分。而无论雅俗，心理遂通，“真性情”、“真追求”才是最重要的。

　　但不客气地说一句，正如张悦然的格局始终不能增阔，个体阅历式的女性私家叙述成分太重；韩寒后来的创作虽然内容数变，亦仍表现出其天分，但没有一部在艺术品格上超出了《三重门》。这是青年作家们应有自省意识的。

　　他们都还很年轻，“伤仲永”是很容易的事，而这在市场化时代里又是几乎难以避免的。成名有时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无论是对学者，还是对作家。所以我蛮欣赏韩寒“不以写作为业”

　　的选择，这样可以使自己有更多的社会阅历和心灵空间，庶几可有利于其未来的成长。但如此说法，并非就毫无忧心。80后一代人想要“远行持久”，有两条致命障碍必须排除。一为“学养不厚”，这绝非要求作家一定成为学者型，但知识积累会给自己提供资源、启迪思路乃至塑造气象。大作家可以不入大学，但决不可“学不积跬步”，才情挥发是有限度的。不读书，终究有问题。二乃“省思意识”，有批评才有进步，正是在与批评家的“如琢如磨”

　　中，大作家才得以“洗涤重生”、不断攀进；正是在对自己前行轨迹的不断复演与省思中，艺术家才能雕琢出最少瑕疵的“艺术品”来。如果只是随意挥洒文字和才情，无论市场追捧有多好，终究免不得一个“匠人”的结局。

　　一般来说，因时间距离太近，当代人对当代文学基本以过度批评为主。文学史足以证明此点。这本不是坏事，因为也只有在真正的批评家的敲打之下，作家们才可能真正成长，一个时代的文学才能成就其为“此时代之文学”。这个关系，有些像生物界的“生物链”，“生态平衡”的维持不但需要羊，也需要狼。但关键在于，狼的分寸要拿捏好。能批评到点子上，真的不容易。我想现在的批评家，即使不能让韩寒们“心悦诚服”，至少也应让他们感受到“批评的善意”。

　　文学需要对话性的批评当然，以上所论，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对80后殷殷然有厚望焉，希望他们能成为未来担起中国文学大梁的一代。如果韩寒依然居高临下地说：“卖得好，是因为写得好。有朝一日卖不好，是因为总有那天，也没关系。”那就不仅看轻了批评者，也看轻了自己。我欣赏如此年轻无执的心态，但难以赞同过于轻狂张扬的性格。虽然我承认，人总是有自己年轻时代的。

　　譬如前段的评论，既肯定青春文学的独特价值，又提醒有志于文学者须看淡市场（李少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载《新京报》2006年2月21日）。这样的批评，其实是开卷有益的。我曾著文说过：“批评一定要成为‘艺术家的马刺’，使艺术家不得不看，而且深谓开卷有益。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拿出艺术的真诚、坚拒功利的诱惑。”“美评不足取，恶评不足为，对话性的批评才是真正的和谐建设之道，学术性的批评更需要文学史的修养与眼光。”真的希望有一天能看到，80后这代人能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度，“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