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贫民”的生存状态需要更多关注

　　位于贵州西部威宁县境内的草海，是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这里的农民，曾经世代狩猎为生。自从草海被定为保护区，禁止在那里摄取资源，保护区农民由从前的狩猎变成偷猎，但也改变不了食不果腹的境地。（3月27日《人民日报》华南新闻）

　　草海，是一座金山。然而守着这座金山，草海的农民却面临着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抉择，实际上沦为了“生态贫民”。读着媒体上这些文字，我心里不禁涌起阵阵酸痛。

　　然而，草海只是贵州乃至全国众多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在我国大多数保护区，农民都面临着“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疑问。与草海农民一样，中国许多大城市周边地区、西部的许多山区的农民“守着金山受穷”，为保护中国生态安全付出了代价。

　　记得，去年媒体也曾刊载过一篇相关的报道：23年前，身为政府环保官员的邓仪走进贵州草海，遇到的是环保与老百姓“打架”的难题。一天，一个当地农民告诉邓仪，他吃了一只偷吃庄稼的“野鸭子”。“野鸭子”实为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吃”黑颈鹤，了得啊！那可是轻者违法、重者犯罪！可农民却振振有词：“你看这些野鸭子吃掉了我的菜，我把野鸭子吃掉了却犯了法，那么我的菜该由谁来赔偿呢？”农民的“理由”竟让邓仪无从反驳。

　　称得上专家的邓仪，为什么会对农民的“理由”无从反驳？原因只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当邓仪在穷困地区看到的是更为严峻的人的生存问题，当吃饭尚且是当地相当一部分人的第一忧虑时，铮铮铁汉的他不由发出深深的感叹：“环保不是饿肚子！”

　　“环保不是饿肚子！”这是只有直面现实、实事求是的人才可能提出的命题。我想，如果邓仪没有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了解民情，他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感悟，也不可能放弃做官，而投身民间环保事业，成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为环保呼号、奔走、实干了20多年。邓仪的感受和行动，对我们是一个提醒：“生态贫民”的生存状态需要更多关注。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来，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一些地区的环保工作中越来越多地得到体现。例如，在下决心关闭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前，妥善做好企业员工的补偿、安置工作；向城外迁移污染企业时，政府给迁移企业以帮助、给迁移地居民以适当补偿……对人的更多关注、对百姓利益的更多关注，让我们看到的是环保正在走上一条更求实、更有效的路子。

　　但是，力度显然不够。此前有消息报道，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的“空吸效应”，在河北省造成了一个有32个贫困县、272万多人的“环京津贫困带”。而“空吸现象”的一个成因，就是为保障京津的生态、保京津用水，“环京津贫困带”的百姓自己却忍受饥渴。然而，北京、天津给了河北贫困地区多少补偿呢？

　　这表明，在中国，“生态环境无价”的旧观念依然占据着支配地位，生态功能的价值至今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这是中国西部和大城市周边许多地区陷入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的一个原因。居住在山区的贫困人口，不仅要忍受贫困的痛苦，同时还要承担生态保护的社会职责和费用。这无论从社会公平，还是从社会道义上讲，都说不过去。诚如有识之士早已经提出的，应当寻找一种途径，既能让农民从生物多样性资源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又不使生物多样性资源退化。

　　我以为，这种途径，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提供了一种示范。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允许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其中规定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说穿了，就是占用大气空间也要付费，发达国家承担更多减排义务。

　　在中国内地，也有生态补偿的成功先例。2001年，浙江省义乌市和东阳市签订“水交易”协议：义乌市花2亿元人民币，向东阳市购买5000万立方米水资源永久使用权，而且以后每吨水加付1角钱。2004年9月8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和源东乡签订的生态补偿协议：傅村镇每年向位于自己两条溪水上游的源东乡提供5万元，作为对源东乡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下游用水安全以及为此而造成的公共财政收入减少的补偿费用，协议期限是两年。虽然，这样的生态效益补偿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偿机制，但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生态补偿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行不行，而在愿不愿，想到没想到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守着金山受穷的人们，承认不承认生态功能的价值。显然，在这方面，中国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