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　打工妹——谁在漠视你的权益

　　陈小丽：干保姆近三年，只拿到2000元

　　个人档案陈小丽，1986年出生在信阳市新县陈店乡。2002年7月初中毕业后，家里无力供养再上高中，刚满16岁的她开始出来打工。

　　打工经历陈小丽是经人介绍来到郑州市一户人家打工的，主要任务是看孩子、做家

　　陈小丽带孩子挺下工夫，几乎替代了小孩的父母，白天、晚上都跟着她，孩子养得胖乎乎的，去年秋天，孩子三岁了，送到幼儿园。

　　去年10月，雇主又把老家的父亲接来：一个82岁不能自理的老人。干了几个月，小丽觉得吃不消，除了接送孩子、做家务外，还得照顾老人，这个老人又特别费事，24小时身边得有人，吃喝拉撒全靠小丽，小丽整天累得要晕倒，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一个小姑娘照顾老年男人的尴尬。考虑再三，小丽决定辞去保姆工作，今年春节前，她正式向雇主提出。最后，双方闹翻，算账的时候，雇主只给了小丽2000元。小丽很生气：“我干了快三年了，就值这一点？”雇主抱怨：“我们正需要人，你要走！如果继续干，就按每个月300元到400元开工资，如果走，就只有2000元，爱要不要！”

　　无奈，陈小丽只好拿上2000元钱回家。

　　记者今年春节回老家时，偶尔听人说起小丽的这个故事。辗转了几个人，才见到她。快18岁的小丽十分腼腆，见了生人，头也不敢抬。记者问她：“给你那样少的报酬，家里能愿意？”小丽说：“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又和那家沾点亲戚，人家不给有啥办法？”

　　点评：陈小丽对“亲戚”的不义之举，说实话，也只能忍受。即使她想告，想讨回她的劳动所得，恐怕也是不可能，因为她和雇主之间，什么合同都没有签订过，就是说她不在《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内。

　　据调查，当前，许多保姆和雇主之间都没有签订任何合同，这样，在其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便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他们负责，他们也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赔偿，其合法权益包括社会保险、最低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等都难以得到合法保护。做保姆的女性要记住，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保障自己利益的基本途径。

　　李淑梅：孕期仍然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

　　个人档案1982年出生在郑州市须水镇，1998年初中毕业后到深圳打工，2004年回到郑州一家民营皮鞋厂打工，去年和同一车间的一小伙子结婚。

　　打工现状2月24日，记者在一“内线”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郑州市西郊的某某皮鞋厂。在机器轰鸣的底工车间，见到了已有6个月身孕的李淑梅。她穿着白色的大围裙，坐在一把小椅子上，两腿夹着一只鞋帮，一手扶着，一手拿锤子艰难地敲打着。车间里散发着浓烈的苯的刺激味道。

　　同去的“内线”好不容易才做通她的工作，我们站在车间外面聊了一会儿。记者问：“你现在还干这个能行吗？累不累？”李淑梅说：“生完孩子得一年不能工作，要孩子得花很多钱，现在再不挣点，将来日子会很难过。”记者问：“你可以调调车间，这儿空气有毒。”她说，厂里都给调过一次了，原来她是在刷胶那条流水线上，那味才大呢，一天下来，吐个不停，现在虽然和刷胶仍然在一个车间，但是不直接面对面，好多了。记者问：“你不怕这样的环境对你及未来的孩子造成危害？”李淑梅有些不耐烦：“这能有啥危害？不干活吃啥呀？我要进去了。”

　　记者随后见到该厂王副厂长，咨询他像李淑梅这样的情况是否应该照顾一下。王厂长说：“我们怎么照顾她？皮鞋厂就是这个环境，哪个车间都差不多，她要受不了，可以不干，我们这儿工资高，想来的人多了。”记者问：“休产假的时候，有没有工资？”王厂长大摇其头：“没有，没有，我们是计件工资！”

　　点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六条规定，怀孕女职工禁忌从事作业场所空气中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苯、氰化物、甲醛等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作业。李淑梅及那位副厂长也许并不了解这样的规定，他们的眼里只有“计件”、只有工资，而对女工、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表现出高度的漠视和不在乎。呜呼哀哉！

　　姚霜：在工作时遭保安殴打，不敢声张

　　个人档案今年38岁，老家在湖北襄樊市。2000年随丈夫来郑打工，丈夫做房屋装修，她在一家超市做清洁工。

　　打工遭遇姚霜所在的超市位于郑州市经二路和丰产路附近，而她租住的房子在郑汴路，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7点钟赶到超市开始干活，8点钟超市开门迎客。2月10日早上，姚霜洗刷完自己分内的地后，感到又累又饿，就从货架上拿了一根火腿肠，正要找商场有关人员办理付款手续，站在门口的一名保安突然冲上来夺过火腿肠，并大骂她偷东西，姚霜辩白了两句，被保安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顿。姚霜肿着脸找到商场有关部门，可谁都不管这事。

　　记者见到姚霜的时候，她已经换了一个地方，还是做清洁工。说起那次经历，她心有余悸地说：“我一个单身妇女，打又没气力，骂也骂不过，只好哑巴吃黄连算了。现在物业公司把我换了个地方，惹不起我躲得起。”“那你为什么不告？”她一脸茫然：“去哪儿告？咋告？谁会给我们这些小人物撑腰、说话啊？”

　　点评：这姚霜也是，被人平白打了两耳光，就这样算了！其实，在打工途中，比姚霜委屈大的“打工妹”多了，她们多数都选择了默默忍受。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包括打工者的法律意识，打造方便实用的法律援助途径、加大劳动监察的力度等等，一句话，只有优化了“打工妹”所在的社会环境，其合法劳动权益的维护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否则，“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你的合法权利”，将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

　　采访附记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来，依靠自己的双手，和男性一样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女性打工者，除了在矿山、井下、建筑等高强度工作难以觅到外，其他的劳动岗位上都可以看见她们的倩影。

　　本报记者在家政、鞋业制造、物业管理等行业，采访了三位普通的打工女性。保姆陈小丽，为雇主家打工近三年，最后只拿到了2000元；李淑梅怀孕已经6个月，却整日处在有毒气体苯的包围之中，无任何防护；姚霜在工作中遭保安殴打，不敢声张。

　　三位女性打工者的苦辣酸甜经历表明，由于就业形势、法规操作性等因素，妇女的劳动权益保护正在遭遇着较为严峻的挑战，包括职场歧视在内的妇女劳动权益受损问题不容忽视。此外，打工女性自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亟待加强。⑩2

　　□本报记者周岩森实习生张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