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
“公开”是我们老百姓在很多事情上努力追求的目标，收费要公开，罚款要公开，招标要公开，在发扬民主、坚持法治的今天，公开确实是确保公民民主权利的最有效的手段。然而，有一些“公开”却最好要少一些，譬如最近，安徽省阜阳市公安部门在阜阳火车站广场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对12名暴力冲击国家机关的严重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公开处理。看到这样“公开处理”的消息，难免让人感到别扭。
首先，即使作为处理者的公安部门，也只是把这12名被处理者称为“犯罪嫌疑人”，既然只是“嫌疑人”当然还不是铁定的罪犯，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却被公安部门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处理”，如果其中有几个并不是罪犯，或者“罪”不致如此“处理”的人，今后公安部门如何给他们平反昭雪，也能在同样的地点，召开同样规模的“公开平反”大会？如今我们的执法越来越讲究人性化，即使当场逮了个抢劫者，也要给他戴个头套，免得他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即使已经判决了的罪犯，也要保护他的合法权益，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再继续搞轰轰烈烈的“公开处理”大会，难免让人想起了文化在革命时的那一套。
其次，这样的“公开处理”大多是由公安部门进行的，然而，公安部门有没有这样“处理”的权限，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只有轻微的违法行为，可以由公安机关按照《治安条例》进行处理外，对于被怀疑为“严重违法犯罪”的嫌疑人，应当适用刑法惩罚，其“处理”权就不应当由公安部门行使，必须经由法院审判，通过一系列法定程序，才能在确定有罪的前提下，才能由法庭宣判具体的处理决定。公安机关岂能越俎代庖，把法庭宣判改成“公开处理”？
当然，公安部门搞“公开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凡是召开“公开处理大会”的案件，往往是一些多发性、群发性的案件，譬如春节前某地在火车站广场上召开“公开处理票贩子大会”，某地在体育场召开“公开处理暴力抗法大会”，但是我想，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开大会“公开处理”，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表示自己在行动，没有放任违法行为；二是造成声势，为了震慑违法犯罪。然而，这正说明这些地方的公安部门缺乏有效的手段，所以只能用这种貌似有劲实则无力的办法。
公安部门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对“严重违法犯罪嫌疑人”在广场上“公开处理”，我以为这样的行动于理既不宜，于法也无据，因此，这样的“公开”还是少搞甚至不搞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