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苦旅

　　科技可以兴农，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把科技兴农落到实处，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就成为一个关键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农业、农村的美好蓝图，只能是海市蜃楼。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我们知道，农业科技成果本身

　　而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却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农业科技成果总量很大，但真正运用于生产实际、产生经济效益的农业科技成果却很少，这与发达国家70～80

　　%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差甚远。到目前，我国的传播方式除媒体外，主要的仍然是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与农业生产者面对面的沟通。有效的传递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以至农业科技成果大多阳春白雪、深锁春闺，而在另一方面，数量庞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又深受“小富即安”思想浸淫的我国农民，大都不愿使用风险不明的农业科技信息。解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矛盾和问题，就显得尤为紧迫。只有政府、科研、推广、农民之间团结协作，形成内外结合、对症下药态势，才能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我们期待着，当王代谷们的尴尬与无奈不再继续之时，广袤的田野里，将是科技之光遍洒、一派欣欣向荣……

　　请读本期——《开发苦旅》

　　一张用废旧木条拼成的床上，生活物品占去大半，床面前是煮饭吃的火炕，墙角边的甘蔗叶上压着横七竖八的镰刀锄头，王代谷说:“这是我在这里建的第四个家，前几个家都被大风吹走了，这是前年我和几个民工用土夯、茅草盖的家，我住一间，其余3间民工住。没办法，因陋就简嘛!”

　　“不搞不行呀!这么多贷款谁来还？”

　　8年前，王代谷和几位同事一道，带着年轻的冲动，怀着事业的梦想，向边远的麻山进发。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他要用知识重新锻造自己，最重要的，是通过科技开发赚上一笔钱，然后主攻自己的事业。这一干，就是8年。

　　茅屋里不时有人进进出出，有的还钱，有的借钱，王代谷边应付着边和我谈起他现在的日子。

　　“在单位，看不惯的事情太多。评职称，论资排辈轮不到我;搞科研，自己不能申报课题。不如趁年轻先找些钱，有了钱，一切都会顺理成章。”他把话题转到他的开发上，“这是我开发的第二战场。第一次是在敢汉片区，我们初选500亩，最后落实了150亩。当时和糖厂履约较好，市场糖价也高，甘蔗收购价180元一吨，那一年我们基本赚回了全部投资。”

　　1998年，王代谷他们4个开发人员，与从麻山招来的民工一共20多人一起到了昂武。昂武是望谟县一个苗族布依族聚居乡，当时不通水、电，基地也不通路。“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才到达开发地，就地挖坑、生火、做饭，用民工自带的干板菜打汤，晚上和民工一起挤在一张胶布上和衣而睡，在山上吃住了一个星期。由于朗常沟是附近几个村寨的放牛山，我们整地的第一天就遇到村民阻拦，只好停工等单位和糖厂来协调。”

　　据王代谷介绍，当时种甘蔗的场面热闹极了，一天200多人，挖的挖，种的种，人挑马驮，糖厂领导还派车辆运蔗种。当年的蔗种费、民工薅管费除他们自己投入12283元外，还欠外债33840元。受到威胁的民工走了又来，来了又走，甘蔗最终种下去了，可规划的1000亩最后只有380亩。王代谷说着说着来了气:“没有围栏，甘蔗林成了村民的放牛山，过路村民也随意在这里解渴。劝他们，他们不听，还威胁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吃我们地上长的甘蔗，关你什么事!’为了保住甘蔗，我们不得不高价请人看守，但还是被当地牛马糟蹋，损失很大。”

　　第二年5月，到了砍蔗的季节。由于连续几天大雨冲垮了公路，大车不敢通行，小型车辆又少，司机每吨还收一二十元的外围费。到6月17日，380多亩甘蔗只进厂24吨。

　　“当时为了抓紧时间，民工加班加点砍蔗，可没有车来拉，堆放在路边被日晒雨淋，腐烂后散发的酒精味走到哪点都能闻到。1998—1999榨季，480多吨甘蔗白白地干枯腐烂，直到2001—2002榨季结束，这些甘蔗才被烧完。那都是钱啊!一想起来我就伤心，别人看到我就说:王代谷，王代谷，抱着甘蔗哭!”

　　由于甘蔗无法进厂，生活条件艰苦，搞开发的其他3个人相继离开了朗常沟。王代谷作为开发带头人，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山上度过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春节。坚持了3天，第四天，他在山上串了一圈后，也无奈地离开了朗常沟。

　　4个人的不辞而别，引起了糖厂和单位的高度重视。三方重新坐到一起，商讨因缺乏管理造成基地丢荒一事，最后形成的补救措施是:基地建设所有贷款和外债由王代谷一人承担，必须立即进行薅管。而此时已过甘蔗的最佳管理季节，但王代谷相信，只要糖厂开榨正常，资金正常到位，来年查蔸、补苗，还可挽回部分损失。决心背水一战的他，从遵义老家请来父母亲、叔叔和一个朋友，把爱人经营了几年收入可观的小百货店低价转让，不满周岁的孩子托给老外婆照管，又从贞丰、兴仁等地雇请民工，租车重返昂武。朗常沟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为了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他一边组织民工把剩下的甘蔗砍完，一边和糖厂协调基地的投资。此时的甘蔗地，杂草丛生，未砍完的甘蔗对第二季出苗的影响最大，当季每亩减产一吨半以上。甘蔗进厂时，还是受到公路、车辆和司机收取外围费的影响。1999—2000榨季，砍在公路边的甘蔗放了三四十天才进厂，大多干枯霉烂，原先可按一级收购的只能算二级。从贞丰招来的民工耐不住暑热借故回家，他只好又到麻山招工。民工是包天不包工，王代谷只有亲自带工，每天天不亮起床，鸡进圈收工，备尝艰辛。

　　由于市场糖价下跌诸多原因，王代谷总是在贷款种蔗、种蔗还款、还款欠款的怪圈中开发，到目前还欠望谟桑郎糖厂贷款21万元，欠单位及岳父等8000余元。他说:“那段日子总失眠，一闭上眼睛什么都想，想欠款，想民工的砍工费，想着想着就会把自个儿吓住，有时就一个人在山上无目的地走，对着大山乱吼一阵……”

　　“想过不搞吗?”

　　“不搞?不行呀!那么多贷款谁来还?再说，感情上也对不起单位呀!领导在我最困难时经常上山安慰我，借的钱也没叫马上还。全所上下都为我的开发创造好环境，希望我搞出个样子来，能不搞吗?”

　　而说起开发的艰难，这位从来不服输的小伙子似乎也感到无奈。“我是搞甘蔗研究的，只要严格按照科学的栽培技术，应用新品种种植，甘蔗产量可以由原来的亩产两吨多提高到亩产四吨半左右，所以种甘蔗是可以赚到钱的，可没想到会这样难。”

　　说起这几年开发亏本的原因，他认为不在成果本身，也不在开发指挥上的失误，但有些方面的合作存在缺陷。比如，按照成果推广计划提出利用碳、磷、钾配方施肥来提高甘蔗单产，却总是无法实现。

　　“为了和当地村民搞好关系，闲下来我都到附近村子走访，却总是有人指着我的背后说:你是什么人，来抢我们的饭碗!当地有一种‘打老亲’的习俗，只要寨子里有个老亲，任何人都不敢欺负。后来在一位好心人的撮合下，我与述里村陈小明家打了亲家，将口袋里仅有的10元钱打发给‘干儿子’。”

　　有了这层亲家关系，王代谷的科技开发具备了地利人和。那以后，陈小明成了基地的常客，自然也成了甘蔗新品种和新技术的第一个接受者和推广者，每榨季糖厂发的甘蔗票，他家的甘蔗比其他人家的要先进厂。基地的甘蔗被牛马糟蹋和人为破坏的事少多了，原先种甘蔗的人家看到王代谷老亲的甘蔗产量比他们高，收入比他们好，也自觉到基地来学习新技术，购置新品种。当地甘蔗面积由原来的不足100亩增加到3000多亩，亩产由原来不到一吨提高到三四吨，蔗农人均收入达1000元以上。

　　王代谷高价请人砍蔗，由于没有投资，300多亩甘蔗产量仅有200吨。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甘蔗总算顺利入厂，甘蔗价格也由去年的120元一吨提高到140元一吨。拿到3万多元蔗款，他说:“不管怎样，心情比起冬天来要舒坦多了，毕竟让人看到了开发的曙光。”

　　“没有退路，好马不吃回头草”

　　第一次见到赵乐贤，是在暮色中的施秉县三丰迎宾馆的绿化园林。清瘦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蓝色的西装打着一根嫩黄色的领带，黑色的皮鞋沾满了黄泥和草根，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修枝剪，正把一棵黄杨树修理成球形。如此振作俊朗的赵乐贤，竟然会在7年间不断受困于科技开发?

　　“公司要求这样着装，说要注意形象。”赵乐贤一边说一边和几位清洁工人把散落在路边的树叶野草扫进垃圾桶，又提水把公厕冲了又冲。“名义上是园林部副经理，但我在这里什么都做，剪树枝、铺草坪、打农药，种菜、喂猪、喂鸡，宾馆接待高峰还要到客房打扫卫生。一句话:打杂的。这些以前想都没想过。”他的话语中带有几分伤感。7年磨砺，毕业于华南热作学院的他，背已有些驼。

　　他的家是约8平方米的小屋，紧靠风景区河边。说是家，不过是以前修建宾馆时留下的工棚。一张床占据了大半个空间，床上的被子胡乱堆着，惟一显眼的是那台走到哪带到哪已经发黄了的W98台式电脑。他拍拍床上的灰尘让我坐，顺手将一本《旅游英语》丢到书桌上说:“这是目前我惟一的爱好，每天都看，不管看不看得进，算是对自己有个交待。”

　　谈起开发，他的眼神黯淡下来:“只有两个字:辛酸。经常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要借助白天的疲劳来催眠。从28岁到35岁，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我现在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赵乐贤在大学学的是果树，1992年毕业后与两个同学一起分配到贵州省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从事热作果树的研究，1996年被提为热作研究室副主任。当时，所里为了促进成果转化和提高经济效益，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搞果树开发的，由所里按每亩1500元提供建园投资;开发人员每月只签到15天;每年每人报销出差费600元;开发示范用地由所部和当地政府协调;开发人员与在职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在望谟搞果树开发，单位是非常关心的，征完地交给我们，为了解决果树栽培遇到的干旱，无偿加拨经费给我们修建水池;果树遇到霜冻和雪灾，组成核灾小组前往调查减灾。可是，3年下来，我们还是欠下两万多元的投资借款。按照开发合同，第四年是还款年。我们都是刚参加工作的，没有积蓄，只能按月从工资中扣取。本来工资就不高，这下更难以为继，生活异常艰难。我到所这几年，仅参加过一个引种课题，经费少得可怜，最后连验收经费都没有。人一旦进入两难境地，常常会胡思乱想。对开发失去信心后，我总想找钱把贷款还上，可我停薪留职出去找钱还款的想法得不到批准。没办法，周末的一个下午，我带上几本英语书和毕业证书，坐上了从贞丰开往贵阳的最后一班车。当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去做什么?心头一片空白。”

　　“当时贵州日报上刊登要你限期返所的广告看到了吗?”

　　“我是第十天看到的。”

　　“想过要回来吗?”

　　“犹豫过，但最终没有回。”

　　“为什么?”

　　“既然出来了，就要混出个人样。连房子都卖了，没有退路，好马不吃回头草。自那以后，我和所有的熟人、朋友失去了联系。我应聘的第一个单位是一个农业综合工程公司，主要承担一个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公司，我的技术和为人很快得到老板的认可，并承诺给我数目不小的股份，我也就死心塌地干，一直干了4年。”

　　第二天临走时，赵乐贤执意要送我一程，他说宾馆的采购员请假结婚，他要顶替买一个月的菜，反正是顺路。

　　“因为开发，我的时间、金钱、爱情、工作，全搭进去了。有时我也想，我是不是太偏激，死要面子?和我一起搞开发的几个同事，在原单位上班，单位的借款也还清了，现在还不是过得好好的?如果当初我按照单位领导的设计，也许混得还挺滋润。可我不想一辈子缩在那个小地方，我不能忍受平庸的生活。优厚的开发条件让我渴望获得自由，家庭经济的拮据使我不得不把一切都赌在开发上。因为我的开发，家人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母亲早离我而去，在贵阳工作的父亲早早退休后回到乡下。以前他爱说爱笑，如今在水塘边钓鱼时，常常望着平静的水面发呆。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对不起父母!”

　　“谈女朋友了么?”

　　“女朋友?不说了不说了……”

　　菜市不很大，品种很齐全，赵乐贤一番讨价还价便照单全购。临别时，他要我给他几个好朋友捎话，说他过得很好。

　　第二次见到赵乐贤是去年3月在贵阳，一见面就让我吃惊:不到一年时间，他头顶的头发几乎掉光了。他给我说起他离开公司回到贵阳这些年的情景:租门面做生意，照顾生病的父亲直至料理父亲后事，生意惨淡，生活艰难。他住的地方是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屋子，分成两间，卫生间和厨房约两平方米，寝室里堆满了电动工具及零配件，惟一能坐的地方只有床，床边是一辆送货用的旧自行车，和那台走到哪都离不开的旧电脑。

　　科技开发的路离我们有多远？

　　在电话上，与省农业厅助理巡视员、原科教处处长杨明聪聊起贵州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科研所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的话题，他说:“农业厅8个科研所，目前真正实现‘科研立所，开发兴所’目标的没有几个。省油科所一年的开发收入几百万元，科研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但油科所的成功，不仅仅是政策上的支持，更主要的是油研系列成果本身。而以甘蔗等为主的科研单位，研究主体的本身就决定了成果推广难度大，速度慢，效益低，因为一个甘蔗新品种的推广至少要五到六年，用种量大，农民一次性投入的生产成本高。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省热作所党委副书记、高级农艺师雷朝云深有感触地说:科研和开发连作应该是实现‘科研立所，开发兴所’的一个有效途径，‘科研所+企业+基地’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应该说是对的，由于事业单位的改革不够彻底，导致开发人员具有事业和企业双重身份的特殊性，农民需要新技术新品种，而农业科研单位又是新技术新品种的研究者和拥有者，但过去非真正的推广者，导致成果有市无场，当开发人员以一个中介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时，很难实现双方的意愿，暂时的挫折就在所难免。因此，规范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解决好科研所开发投资问题，提高自身成果的含金量，选好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开发人员，就成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

　　该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周正邦对农业科技开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进行了分析:农业科研成果具有开发周期长，需要投入大，受自然环境影响大，社会效益显著，自身效益低，使用对象广泛且分散等特点，这就决定了成果将面临着自然、社会、经济等诸多障碍因素，而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作为开发人员本身，他们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应该把他们放在实现成果转化和农民增收这一大环境上来评价，仅凭一时的得失来看他们的成败是不科学的。

　　作者：蒙立胜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