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松开“手”后还要松开“脚”

　　陆学艺

　　京城专家访谈

　　3月21日下午，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应邀来到广州，就“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表了精彩演讲。演讲结束后，陆教授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现摘要

　　“三农”问题绝非中国独有，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甚至目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三农”问题。日本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三农”问题一度很严重；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才真正开始着手进行“工业反哺农业”。目前看来，日本的“农村”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农业”问题却依然存在。日本政府为了能够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向欧美出口汽车、家电的份额，就“屈从”了美国等国施加的压力，每年都从那些农业大国进口大量的农产品。这样一来，日本的农民基本上只种蔬菜水果，甚至连大蒜都从我国的山东进口。

　　中日两国的“三农”问题截然不同：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农村”和“农民”问题却依然严重。

　　■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解决

　　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了1万亿斤，这个数字已经能够满足我国国内的粮食需求。1996年之后，我国的粮食生产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势头，正常年份能够自给自足，丰年时甚至会出现粮食过剩的问题。在分析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数据之后，我认为我国农业发展能够保持平衡。

　　目前，我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8.5亿亩，相比于1996年的19.5亿亩有所减少，这是由征地和退耕还林等因素造成的。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能够利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1％的人口，主要得归功于农民的精耕细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最为关注的是“粮食安全”等“农业”问题。1984年、1990年、1997年这几个年份，我国的粮食生产都实现了特大丰收，但由于“卖粮难”问题的困扰，农民增产不增收，政府在特大丰收后迅即通过宏观调控把粮食产量压下去。总的来说，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直到现在，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一直都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包括“农民太多”和“农民太穷”两方面的问题。“农民太多”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仅仅靠18亿亩耕地，7.5亿农民怎么也富裕不起来。需要特别进行深入探讨的是“农民太穷”的问题。

　　■“农民穷”不是归因为素质差

　　“农民太穷”包括四层含义：

　　一，农民虽穷，但相对于1978年前的收入水平，农民的处境已经好了很多。

　　二，我们所说的农民“穷”，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9.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而言的，是相对于城里人的生活改善速度而言的。二战后，“亚洲四小龙”缔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东亚奇迹”，“四小龙”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基尼系数是变小的；而我们的基尼系数却在变大。

　　三，农民内部出现分化。我国还有2000万没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人口；同时，有些农民虽然仍属于农村户口，但他们的收入却多得惊人。据我所知，有不在少数的农村户口的山西“煤老板”开着价值上千万的豪华轿车把孩子送到北京上学，还在北京饭店常年包下了昂贵的套房。

　　四，农民的社会地位下降了。同样是工人，农村户口的工人却被称为“农民工”；同样是企业家，农村户口的企业家却被称为“农民企业家”；同样是医生，农村户口的医生却被称为“赤脚医生”。这些称谓的背后，是农民与城里人的“待遇不平等”。有个北京人曾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我国农民目前的处境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他们的素质太差”。我听了之后火冒三丈，当时就指着那个北京人的鼻子反驳他：“我13岁的时候从乡下到上海去做学徒，那时的学徒就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我怎么没觉得自己素质差？你怎么不说你和你的祖辈素质差？”事实上，中国的农村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我们急需“恢复”农民的“国民待遇”———恢复到出现这种不平等之前的水平。

　　有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第二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上根本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比照1978年以前的生活水平来评价自己当下的生活状况的，所以，他们即使再苦也不喊苦———现在的生活总归是要比1978年好很多的；但现在25岁以下的“第二代”农民工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没有经历过1978年以前的生活，有的甚至从来都没干过农活，他们更容易拿自己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城里人比，“区别待遇”容易使他们产生心理反差。这种心理反差值得警惕。

　　■城市繁荣的基础是农村富裕

　　当前，我国有两个突出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得很好，社会发展得不太好；城市发展得很好，农村发展得不太好。如果这两个二元结构继续存在下去，那么，我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到制约，城市也不可能更好地发展。城市繁荣的基础是农村富裕。

　　我国是工业大国，去年的GDP超过了18万亿，其中，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非常大。根据经济学的分析和预测：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把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的势头压下去；如果我们的国内消费依然调动不起来，那么，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考虑调整“十一五”规划。我国生产的6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80％左右是供大于求的。2004年，我们共生产了7800万台彩电、6600万台空调、2300万台洗衣机和3000万台冰箱。统计表明，这些家电在城镇已基本普及，真正的市场潜力在农村。2004年，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的洗衣机数是14台———仅仅是14台。大家想想看，如果农民没钱，他们拿什么去买洗衣机？即使他们有钱，不通电、不通水，买了洗衣机能用吗？

　　我在泰国考察时看到，泰国农村的马路全是漂亮的柏油路，我感到很奇怪，就问当地人路是谁修的，他们告诉我说，全是日本人帮他们修的。日本人为什么要帮泰国农村修路？———因为在泰国马路上跑的基本上全是日本车，帮泰国农村修路有利于日本汽车企业开拓泰国市场。由此可见，日本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对开拓农村市场的重要性。

　　■城市化和工业化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我们现在提出新农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准备也是充分的。但是，要根本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关键还得靠城市化和工业化；我们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一定要特别注意：新农村建设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部分。按照经济规律，我国生活在农村的7.5亿农民仅仅靠种18.5亿亩地，是怎么都不可能富起来的；靠4亿城里人扶9亿农民，是怎么都扶不动的。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建设新农村必然要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教育建设和基础医疗建设等等。此外，我们还必须发动第二轮的农村改革，彻底地消除计划经济对农民的束缚。如果说包产到户放开了农民的手，那么，针对户籍、土地等重要问题的第二轮农村改革的任务是松开农民的脚，一视同仁地对待农民，让他们“人能往高处走”。（本文为作者在广州市委党校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有删改。）

　　建设新农村———

　　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是重点

　　记者：请问陆教授，该如何解决建设新农村过程中的人才问题？

　　陆：我认为，调派部分有学识有行政经验的人才到农村是可以的，但是农村的问题根本上要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农民有积极性，只要农民支持和拥护，这件事（建设新农村）就多半能成功。我们要把捆绑在农民身上的束缚全部清除掉，农村里有很多能人，应该给他们“松绑”，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我们的干部是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干部不能代替农民作主。只有农民最知道自己缺什么，政府不能替他们作出利益和价值的判断。

　　记者：建设新农村工作启动至今已有一段时间了，据您的观察，建设新农村的具体工作中存在哪些不足？

　　陆：我最近先后到5个省做调研，所以了解一些基层的情况。最应引起我们警惕的是有一小部分人搞表面文章、搞政绩工程。实现“村容整洁”实际上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难就难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中央反复强调，这8个字才是重中之重。还有的地方搞模式化，要求厕所应该统一改成什么样子，灶又该统一改成什么样子……这些做法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

　　记者：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可以通过哪几项指标来判断某村新农村建设的成与败？

　　陆：基本上可以从三个指标出发进行判断：一，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民的数量有没有减少？二，农民有没有富裕起来？三，农村的人居环境有没有得到改善？总的来说，建设新农村的开局不错。在政策层面，我们推出了免农业税、推行合作医疗、发展合作金融等实实在在的措施。对新农村建设的前景，我表示乐观，我谨慎地预期：到2015年，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应该能够实现。（本报记者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