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工半耕”难以造就“产业工人”

　　刘林平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关系、社会资本和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

　　刘林平

　　现在40岁以上的人，对改革开放前的“铁饭碗”制度一定还记忆犹新。改革开放深

　　但是，现在事情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没有了“铁饭碗”的工人处于高度的不稳定之中，由此而带来了种种问题，而在外来工（或农民工）尤其如此。对于外来工的高流动性，我的基本看法是，外来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流动，这些看似盲目实则有序的流动一定遵循着某种制度逻辑，将他们的个体行动纳入制度的轨道。外来工的工作变换频繁或工作不稳定，一定是制度环境不能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预期或就业现实所致。而在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变量是工资、劳动条件等外显因素和隐藏在背后的制度条件或制度环境。

　　签订劳动合同少换工率高

　　外来工的高流动性表现在几个方面，从企业来看，我们所调查的外来工在目前所在企业中工作不满一年的为523人，所占比例为37.3％（有效百分比）。

　　一般说来，和企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也是企业用工稳定与否的标志性指标，我们的调查发现，只有44.3%的调查对象与企业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未签订的高达52.0%。调查还显示，在2000年，外来女工的换工人数比高过50％，而5年后，与调查的总体数相比，这个比例大致维持不变，珠三角地区则高出8.6个百分点。这说明了外来工的流动频率是相当高的。

　　高流动对个人与企业都不利

　　外来工为什么要流动呢？调查问卷表明：工资低是高流动最重要的原因，和工作相联系的“工作太累”和“劳动时间太长”也是重要的原因，“没有发展机会”的选择频率也较高。一般来说，他们每流动一次，工资就会增加，这是导致频繁流动的直接动因。此外，劳动权益保障较差，导致他们不能安心在所在企业工作。

　　由于存在这样的高流动性，企业不敢对外来工进行培训，限制了外来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影响了外来工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的提升，也就是说，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外来工的工资很难提高，而这又促使了外来工进一步流动，去寻找具有较高工资水平的企业和地区。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相当多的企业不能建立一支稳定的工人队伍，缺工现象时有发生，在珠三角地区尤为突出。

　　同时，由于外来工的高流动性，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建立或不适用。外来工的高流动性，更造成了劳资关系双方的短期行为，这表现为：

　　对于资方来说，企业不会真正把工人的权益保障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对待，不敢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是尽可能在短期内压榨工人的劳动，对工人过度剥削而不注意培养工人的再生产能力，竭泽而渔。同时，在企业内部难以建立稳定的、协调的人际关系，更难以在此基础上建立稳定、协调的社会结构；同样也不利于形成有利于企业和工人协商、合作，缓和劳资矛盾的组织文化。

　　对于工人来说，对企业没有归属感，不会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不关心企业的发展，甚至可能损害企业利益；同时，工人在企业内部缺乏向上发展、晋升的激励，缺乏长远预期，促使和助长了工人的短期行为，而在劳资双方发生矛盾与冲突的时候容易采用非理性的、过激的手段。此外，在工人内部，也由于人际关系的短暂或不持久，进一步组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此外，过于频繁的流动还不利于外来工人融入地方社区，不利于消除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隔离，不利于社区治理与和谐关系的建设。

　　工人工资不能由企业片面决定

　　下面，我们对造成外来工（农民工）高流动性的制度背景进一步分析。

　　斯格特认为，制度由认知的（Cogni-tive）、规范的（Normative）和规制的（Regu-lative）的三种要素所构成，它为人的行为提供稳定的和有意义的指引。在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研究时，黄宗智认为，现在中国农村经济模式已经从过去的“男耕女织”转变为“半工半耕”。“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他还认为，“低收入的种植劳动（和低工资的乡镇企业）也是离土离乡农民工工资相当低的基本原因。”

　　黄宗智的认识思路是：由于人多地少，现有土地制度平均分配了耕地的使用权，农业经营缺乏规模效益，农民种植的土地只是“口粮田”，这些“口粮田”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在国家强制性地实行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的条件下，农民不能彻底转变为工人，外出打工是对小农经济的补充。而外出打工打的也是临时工。

　　把黄宗智的认识概括一下，“半工半耕”和二元户籍划分就是农民工（或外来工）所面对的最基本的规制制度。这种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它使得农民难以完成向职业工人的彻底转变。

　　从社会规范来看，农民工所遵从的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乡土社会规范，比如家族主义、人情关系、老乡观念等。这些社会规范一方面给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了社会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们的生活圈子。

　　“半工半耕”和城乡二元户籍划分、乡土社会的传统社会规范和社会公众（包括外来工或农民工自身）对农民工的认知心理，这就是农民工高流动性或不能真正转化为职业工人的主要的社会制度背景。

　　综上所述，从职业的角度来考虑，外来工或农民工在企业工作的不稳定性或高流动性主要是由低工资以及伴随着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造成的。工资是造成流动的直接变量。而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职业技能或人力资本，而在总体上又供过于求的劳动力供需状况下，工人的工资是由企业片面地决定的。外来工在这样的博弈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地只能是用脚投票———“退出”。他们从一个企业退出，又进入一个新的企业，这样形成了高流动性，而在流动的过程中，他们所主要依赖或信赖的是传统的私人网络关系，这就是中国二元体制下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本文为作者在前沿大讲坛的讲演，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