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棒育子的悲剧

　　为节省开支，这户农民工三口之家租住的房子仅十几平方米。浙江：来自河南农村的郑博1岁时就随打工的父母来到浙江萧山。2005年12月25日，由于不肯把“1、2、3、4、5”这5个阿拉伯数字多念一遍，3岁的他被父母殴打致死。

　　北京：京郊怀柔县农民陶福岩因为儿子小陶作业没写，便举起铁管不断地抽打，一个天真可爱的10岁男孩最终惨死于父亲的棍棒之下。

　　两个初涉人世的孩子，在生命的精彩刚刚在他们面前呈现的时候，却带着亲生父母给他们的伤痛凄惨地离开人间。震惊之余，悲愤之余，同情之余，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一幕幕悲剧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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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认字，打死亲生儿

　　2005年12月25日凌晨时分那一幕惨剧，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值班医护人员都忘不了，“送进医院前，孩子就没有生命迹象了，他的父亲一再要求打强心针抢救，母亲哭个不停。在抢救过程中，我们发现孩子的头部、手臂、手背、臀部、腿部都有大片乌青。”法医对郑博的尸体检验结论为：郑博系因钝性外力作用所致的颅脑损伤后吸入性窒息死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下此重手的竟然是孩子的父母，而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教小郑博认字。

　　郑博的父母都来自河南省淮滨县。2003年5月，夫妻俩带着儿子到萧山区落脚，靠卖水果为生。

　　2005年12月24日晚6时左右，郑某夫妇回到萧山区新塘街道文里头村内的出租房，想教儿子认字。墙上用粉笔写的“1、2、3、4、5”五个阿拉伯数字，就是当晚的课程。由于孩子读了一次就不再开口，生气的夫妻俩先后用手掌、木棍殴打不配合的孩子。在邻居的过问下，才停止打骂。

　　晚上8点左右，一家三口上床睡觉了，郑博睡在中间。当晚12点左右，父亲听到郑博大口大口喘气，并发现其口中有呕吐物，就叫醒妻子和对门的老乡，将儿子送到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但小郑博却最终没有醒来。

　　在提审过程中，夫妻俩追悔莫及，每每念叨是自己“教育方法不对”，“对不起孩子”，尤其是母亲，每次提审都痛哭不已。日前，父亲郑某已被浙江省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捕，母亲秦某也被取保候审。

　　无独有偶，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16日审理一起亲生父亲将10岁儿子毒打致死的案件，事情的起因仅仅是因为孩子没有按时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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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棍棒教育"高危人群

　　在浙江萧山警方的提审笔录中记者看到，当问及“为什么要打郑博”，母亲的回答是：“我们两人为了教他认字，才打他的。”父亲则说：“我们两人为了教郑博认字，他不肯，我们两人生气才打他的。”

　　据办案人员观察，郑某、秦某两人都是地道的、本分的农民。警方认为，郑某、秦某夫妇并不是有意要置亲生子于死地，教育方式和方法的不当是酿成这一惨剧的直接原因。

　　北京的陶福岩也是由于“恨铁不成钢”气急败坏之下才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打死的。陶福岩在供述中说，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他便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小陶身上。为此他在崇文区广渠门附近租了房子，给小陶转了学，想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小陶的表现却实在令人失望。学校经常会向陶福岩反映小陶不按时完成作业、与同学打架、偷拿别人东西等不良表现，班主任也多次打电话给陶某，希望他能配合学校对小陶加强教育。望子成龙的陶福岩先是劝说、教导小陶，发现说教无效后就渐渐失去了耐心，开始打骂，起初是用巴掌，后来是皮带、铁管。据了解，小陶的老师常看到小陶伤痕累累、一瘸一拐地到学校上课。

　　2005年10月22日小陶被打死后，陶福岩说他“如同从梦中惊醒一般”。在看守所期间，一想起儿子他就痛不欲生，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直到这些天，情绪才渐渐缓和下来。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郑博的父母和小陶的父亲为什么不能耐心地对不听话的孩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偏偏要动用棍棒强迫孩子照他们的愿望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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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个社会问题

　　在望子成龙的另一面，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而且经常遭受社会不公，农民工父母往往容易走向极端。在教育子女时他们基本采取强压式方法，要求孩子完全服从于父母意志，稍有偏差，就打骂相加。

　　警方访问郑博家的邻居时得知，父母经常打骂郑博，而且下手较重。邻居劝过，但他们根本不听，觉得他们打的是自己的孩子，这是自己的家务事，别人不该管。

　　俗话说，“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样的观念在一些父母脑中根深蒂固。此外，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些农民工父母习惯了家长制作风，并没有将孩子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来关照其需求和愿望，而将其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在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孩子往往就成为无辜的“受气筒”。

　　一名农民工母亲林西平承认，自己的教育方式是有缺陷的，“我烦的时候，就会往小孩身上撒气。我不识字，根本教育不好小孩子的。”

　　在这个三口之家的栖身之所，为了保暖，窗户的内外二层都用薄塑料纸钉住；为了节省空间，床上拉起绳子，晾晒着衣服，煤气罐离床仅几步之遥；为了省钱，这里的各种器具都显得破旧，只有墙壁上挂着的“最新拼音教学挂表”、“最新看图识动物”两张图表是最新的。林西平说，这是为了教儿子，从夜市上花4元钱买的。

　　但城里的孩子享受的却是另一番教育境况。家住浙江金华的张鑫觉今年1岁半，已经会背诵十几首古诗，会用英语从一数到十。张鑫觉做医生的父母、退休的外公外婆，甚至还在读大学的阿姨，全家总动员，每人分着教孩子数数、背诗。每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是为了教张鑫觉多认识一个字，多背一首诗。“这不算什么，我一些朋友怀孕的时候就听唐诗宋词，听肖邦，为了是让孩子从胎教时期就超前，以后竞争中才有优势。”张鑫觉的母亲汪蕾说。

　　城市里的教育环境，让那些自身文化程度不高，但对子女给予厚望的农民工父母钦羡不已，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进城不久的林西平说：“我们老家穷，孩子读书晚，像本地的小孩子四五岁就上幼儿园，看上去就很懂事。”在向比她早进城的老乡请教后，一个观念在她脑子里日趋成型——孩子要读书好，靠的是从小教育，“读了小、中、大班，再读学前班，然后一年级就很容易读上来，不会输给其他人。我们已经落后人家很多步了。”小陶的父亲就是为了让儿子享受更好的学校教育，费力将他转学到城里的小学，可谓用心良苦，但儿子的任性和贪玩却让他大失所望。

　　浙江总督学、浙江教育学院院长鲁林岳表示，目前，连幼儿教育也在成人化。如今，城里孩子的压力，却成了农民工眼中值得艳羡的目标，但由于父母素质所限，这压力转嫁到农民工的子女身上，将可能更加变本加厉。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