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八荣八耻”的社会动员

　　能够标志一个时代的，不仅是物质上建筑，还在于精神上的建筑。从古罗马的荣光到“文艺复兴”，从春秋战国到“五四”以降，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任何伟大的精神，都是伟大的社会动员，或者说，以伟大的社会动员达到精神的共鸣直至共建。“八荣八耻”正在经历这样一次社会动员，更直接地看，“八荣八耻”本身就是这样一次社会动员。

　　今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此刻，我们正处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国民性格与精神的建设，社会各界需要一场深刻而明了、广泛并深远的动员。

　　早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温家宝总理就已指出我国“十一五”期间面对的主要矛盾：一是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人们的物质要求；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与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要解决这两大矛盾，要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就必须以科学、创新、勤劳、法治、诚信、友爱、节约、奋斗这些为价值基点，大力倡导并大力建设之。胡锦涛在论述“八荣八耻”时说得十分明确，他指出：“实现‘十一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广泛深入动员人民群众，坚定不移依靠人民群众，真心诚意造福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充分发挥出来……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

　　而多年以来粗放型增长，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浪费、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改革缺陷与社会弊端，也使得社会主流意识必须在精神与道德层面进行崭然的反对与倡导。这就是胡锦涛所说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

　　“八荣八耻”的社会动员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八荣八耻”的社会动员因而也是以鲜明的对比与强烈的褒贬来进行的，到最后归结到“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最大价值上。“八荣八耻”的社会动员就是选择：一种是在建设方法上的选择；一种是在道德价值上的选择。

　　在建设方法上，你不选择科学，那就极有可能趋于愚昧；你不选择勤劳，就极有可能走向好逸恶劳；你不选择节约与奋斗，就极有可能流于骄奢淫逸。同样，在道德价值，你不选择服务人民，就极有可能滑向背离人民；你不选择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就极有可能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而不以为然；你不选择遵纪守法，就极有可能走向违法乱纪而不自省。

　　一长一消，一荣一辱，一念之间，你选择什么？是选择与一个伟大的建设、伟大的时代融为一体，还是沉默并流俗，这些不言自明并不令而行——我们不能选择时代，但我们在选择自己。

　　而在这样一个转型与改革的时代，有了精神的指引，有了荣辱的简单与截然，我们才不会在极端的“拜物教”中迷失，我们才不会在纷繁的利益中丧失根本。

　　在以后的路途与以后的建设中，我们终将明白，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生活，不仅仅是一种享有，也是一种态度。而“八荣八耻”在具有这样的动员力，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动员之后，绝不会成为“沙上的建筑”。我们提倡荣辱，是因为一个时代的建设必须以这样的骨骼来支撑，必须有这样的对比来让我们作选择——反对是为了建设，建设是为了彻底地反对。

　　荣辱所能迸发出的伟力，深藏于民众之中；造就荣辱的伟力，也必定要深入到民众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