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证团伙争地盘酿命案

　　假证团伙争地盘酿命案

　　近年广州招工难导致当年暴利行业如今“市场”严重萎缩

　　办假证，对于城市“牛皮癣”的制造群体曾是个暴富的捷径。但近年来广州招工难，工厂不检查证件造成有办假证需求的人越来越少。城管部门称，广州市场的办假证者以来

　　办假证流程

　　据称月利润1000多元

　　张贴广告

　　↓

　　“接单”收费

　　(15－30元)

　　↓

　　给上家制证成本

　　(5元)

　　↓

　　“出货”

　　3月11日，办假证者邓世友走上番禺街头张贴小广告。2005年9月才来广州的他，听从老乡“不用出大力就可以赚大钱”的介绍，走上办假证之路。短短7个月后，被竞争者——一伙涟源籍的同行砍死街头。

　　广州假证市场生意萧条

　　今年才33岁的邓世友是湖南双丰人，有2个女儿，快2岁的留在老家，才2个月大的女儿被夫妇俩带来广州。他们一家在广州番禺区市桥黄边村租住了一间约8平方米的小房。

　　通常，邓世友张贴办假证广告和外出“接单”、“出货”(把假证交给客户)。邓世友所“接单”业务中，最多的是办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收费一般在15元至30元不等，他们需交制假证者——上家5元费用，“以前是8元，后来降价了”。其次是初中毕业证，一些工厂需要工人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这个证收费也是15元至30元，交5元给上家制证。实际上平均下来，全家每天只能接一笔生意，一张假证只能赚30元左右，月收入在千元左右。但除去各种开销，每月就只剩下200多元。

　　他的妻子刘辉平称“入行”太晚，“之前的人都赚了大钱，有老乡一年就赚了十万。”湖南人阿财(化名)在番禺一带做假证生意已有10余年，他称，90年代，假证要价很高，替人办一张就可以赚200元，哪像现在赚得这么低，才30元左右。

　　广州城管部门一负责人称，改革开放后学历越来越重要，又遇上求职高峰，从某种程度上这促进假证市场的发育。目前广州做假证者的数量则无法估算，但可以确定，广州市场是以湖南人为主，其中双丰人和涟源人最多。

　　今年春节之后，“生意”越来越差。刘辉平说，节后招工困难，工厂都不检查证件，导致办假证的人越来越少，月入千元都无法保证。

　　生意每况愈下，刘辉平的老乡、番禺一带已做了4年假证生意的贾征(化名)甚至考虑改行。前几年，番禺一带工厂招工多，但证件要求严格，需要身份证，未婚证，毕业证，劳务证。外来工往往未带齐证件，回家补办不划算，于是选择办假证。然而近两年，招工难，政府也取消了一些招工所需的证件，直接导致生意锐减。

　　从业者结成“地缘性团伙”

　　在做假证生意的人看来，生意日渐萧条，让原本有序的市场开始动荡。

　　番禺做假证多年的贾雨(化名)介绍，在番禺市桥地区，做假证的绝大多数是湖南人，分为双丰籍团伙和涟源籍团伙，各自大约20人左右。双丰籍团伙大多在市桥中心地区，如大北路、平康路、清河路，张贴办假证广告，而涟源籍团伙负责郊区的村庄，如蔡边村，罗家等等。贾雨说，市中心人多，市场也就大，但郊区工厂多，需办假证的工人也就多，双方生意不分上下。

　　至于这种市场格局的产生，贾雨认为，做假证生意的人往往是同乡，是亲戚朋友介绍的，通过竞争协商形成了这种局面。番禺警方一名警官将这种团伙称之为“地缘性团伙”。

　　涟源籍团伙的成员贾元(化名)解释，最初双丰人就在市区里做办假证生意，他们则在郊区做，后来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反正都有饭吃，各做各生意。贾元称，之前，大家生意都不错，即使互踩地盘也无所谓，只要不过分就可以了。

　　邓世友是双丰人，按照地缘关系应属于双丰籍团伙。他妻子称，他入行晚，并不清楚两个团伙具体势力范围的划分。

　　春节之后，双丰籍团伙和涟源籍团伙多名成员均感到“生意清淡”带来的压力。而这一行又有个规律:广告贴得多，覆盖面广，生意就好，于是两个团伙的成员，开始互相进入对方地盘张贴广告，不时出现了摩擦。两团伙多名成员表示，双方吵架成为了家常便饭。

　　两派办假证者的利益争夺

　　原本“有序”的市场秩序被打破了。双丰籍团伙的多名成员承认，他们觉得形势严峻，最先提出口号，要将涟源籍团伙赶出市桥，控制整个办假证市场。

　　据邓世友的妻子刘辉平回忆，那时邓世友才明白，自己应该属于双丰籍团伙。参与此次会议的贾征说，双丰籍做假证生意的人绝大多数住在汀沙村，会议由住在那里的三个老乡领头，有约20人参加，大家商量合力把涟源籍团伙从市桥打跑。具体办法就是，以办假证名义将涟源人骗出来，暴打一顿。会上还签订了一个“协议书”，共有18人签字，包括邓世友在内。协议要求每个人交100元作为打跑涟源人的活动经费，用于买水、买电话卡、坐出租车逃跑等等。参加此次会议的阿平称，三名领头者当场说，要是谁不交钱，就滚出番禺，不要再做假证生意了。

　　会后，双丰籍团伙成员立刻着手驱逐行动，贾征是名女性，也参与了几次。按照会上既定方案，18名双丰人分成三组，每组6人。有一次，也就是会后第二天，贾征和邓世友同为一组，他们以办证为名，打电话约对方在百越广场附近见面。不知情的涟源人刚到就被拳打脚踢，贾征说，当天邓世友没有动手，只在旁“助兴”。涟源籍团伙一名成员表示，没想到对方一起对付他们，为了吃这碗饭，他们也不得不抱成团。

　　刘辉平得知丈夫参与“行动”，每次回来都询问情况，并一再嘱咐不要打人。

　　会后第三天，邓世友以办假证为名，又约了一个涟源人过来，来的男子此前常去涟源籍团伙控制的蔡边村贴广告，只有邓认识。邓将情况告诉了身边的双丰人，大家立刻上前暴打此人，警告其赶快滚出番禺。

　　“也许就是这个事，丈夫激怒了涟源籍团伙。”刘辉平猜测。事后大约一周，也就是3月8日，丈夫被涟源人暴打。

　　3月8日，邓世友接到一个称需办几个假证的电话，邓以为有了生意欣然前往，不料途中遭埋伏，被多名涟源人暴打，耳朵缝了4针。治保队员说，经警方调查两名被抓打人者为涟源人，赔偿伤者500元了结此案。

　　法律缺失警方无从介入

　　3月11日晚11时，刘辉平很担心出门的丈夫在外再次被人暴打。但当时根据平时经验，“丈夫可能被城管抓了，一会就可以放出来”。刘辉平说，广东对做假证管得松，不像北方要判刑坐牢。去年，丈夫外出贴广告时，就把手机放在家里，刘辉平接到客户电话，也会出门抱着孩子去“接单”。

　　但生意也不一帆风顺。去年12月份，邓世友被城管抓过一次，蹲了两个小时就回家了。邓世友还被治安队抓过，刘辉平前往交了100元才赎出来，“说是卫生费”。广州城管部门一名负责人称，由于目前购买通讯工具不需实名，给查找张贴假证人员带来了难度。

　　对于这类人员，广州警方也颇感无奈。警方一名负责人称，制贩假证危害很大，首先影响市容；其次制假者获取暴利的同时，为部分人谋取个人政治、经济利益提供了方便；第三，大量假证件流入市场后，为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签订合同或者协议，制造了许多经济纠纷，有些则借机偷漏税；第四，假身份证为违法犯罪人员提供“合法”身份，使其逃避打击，也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该名负责人抱怨，目前对张贴假证人员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标准，似乎无法处理。

　　第二天早晨6时许，担心了一夜的刘辉平就询问做假证生意的老乡，“我丈夫会不会出事？”老乡们猜测，会不会是有什么新条例出台，对贴假证广告者处罚严格了，还是什么新领导上台，管理严格了。但最终认为没事，“大不了拘留几天”。

　　3月12日下午2时许，刘辉平接到了一个声称要办证的电话，没想到是警察前来查询刘辉平的身份的。警察出示了邓世友闭眼的头像，刘辉平以为丈夫被人打晕了。直到3月13日上午，刘辉平在番禺殡仪馆见到丈夫的尸体。这时她才明白，丈夫已经死了。

　　3月11日晚，邓世友离家后，又去了蔡边村，在那里遭多人追砍。

　　他当时被几个人追着跑，还被一刀砍到背部。后来他躺倒在二中路的一间档口前，多人仍在踢打，见众人前来围观，凶手才逃离现场。

　　本月已有数起血案

　　邓世友，并不是做假证者死亡的第一人。3月5日上午，在黄埔区南岗夏园，一名湖南涟源人遭人追砍，抢救无效死亡。该名死者生前在附近做假证生意，与邓世友一样张贴广告、“接单”、“出货”。据知情者介绍，3月4日，死者一方的涟源人，暴打了一名闯入其势力范围的双丰人。次日，涟源人便遭到报复，1人死在了双丰人的刀下。

　　天河、黄埔、番禺三地的多名假证生意人称，月收入千余元。面对萎缩的“市场”，他们选择改行，还是争夺市场？其中不少人愿意继续做下去，他们有着和邓世友一家最初选择此行的理由——活动时间自由。办理邓世友此案的一名警官称，做假证生意的人生活可用“悠闲”两字形容，他们还是怕吃苦。

　　邓世友意外死亡，给母女三人仅留下300元。当初以为“不用出大力就可以赚大钱”，办假证已成为一个虚幻的暴富捷径。3月21日，刘辉平右手提着丈夫的骨灰盒，左手抱着1岁的女儿，一脸木然地回家。

　　采写:本报记者樊哲实习生丁文奇林春怡刘卓毅

　　摄影:本报记者范舟波

　　图:

　　制图/吴山

　　办假证者邓世友的妻子黯然神伤，他死后给母女三人留下了300元。

　　不到半个小时，天河路上的一棵树上被贴了近20张办假证的广告。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