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用代课教师，本该学校说了算

　　中国观察之党国英专栏

　　2005年，中国的中小学代课教师约有44.8万人，分布在农村公办中小学的大约有30万人。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日前指出，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中小学代课人员将被全部清退。为了防止这种一揽子办法冤屈了代课教师中的优秀分子，代课教师中“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根据需要，通过适当的形式参加招聘，取得正式教师的

　　在目前这种体制之下，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似乎也只能是教育部提出的这种做法。从总体看，“代课教师”的水平会低于公办教师，因为公办教师多是从国家正规学校经过科班培训毕业出来的。大概在少数走后门极为严重的地方，才会发生公办教师整体上不如“代课教师”的现象。这样说来，在我国小学规模势必要压缩的背景下，首先解雇“代课教师”是可以讲得通的。为了防止将一些已经有了教学经验的好教师也一并解雇，给他们进入公办教师行列的机会，也自然是值得赞赏的，只是这种操作要公开透明，不要将它搞成一件“优汰劣胜”的事情。如果出了这种问题，也应该批评这种做法本身，而不是其他。为了慎重，可以通过调查的办法，确定一个合适的招聘比例，免得虚晃一枪，只是象征性地招了一个半个教师，而把绝大部分“代课教师”一律解聘。还可以对所有解聘的“代课教师”给予解聘补偿来弥补他们的损失，为他们转业提供帮助。政府方面要讲人道主义，更要遵守雇员规则，对已经雇佣了若干年的“代课教师”不可以随便扫地出门。我相信，在操作过程中，一定会发生不平等和遗憾的事情，但只要是依赖政府机构做这件事情，这种局面是难以防止的。“一刀切”的行为是一切政府机构的通病，中外并无差别。

　　能不能搞公平竞争，让所有教师通过考试实现优胜劣汰，在此基础上组建统一的公办教师队伍？似乎行不通。对公办教师的淘汰，还是要遵守既定游戏规则。规则不变不对，多变也不对。变得过多会让人无安全感，教师的素质也无法提高。事实上，国家与公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之间签订了不同的雇佣合同，游戏规则的不同在当初是被当事各方所默认的。

　　总之，在目前的这种体制下，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母鸡只能下鸡蛋，不能下鸭蛋。深究起来，教育部门与“代课教师”和公办教师之间签订的不同的雇佣合同一开始就有了某种歧视在里头，而这种劳动市场的奇怪现象在我们国家的许多行业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在一个乡的调查中发现，乡干部居然有三种身份，工资待遇也很不一样，最底下的乡聘干部工资没有保障，而且还很容易被解雇。我们的体制决定了在教育领域会生出怪胎来。目前在乡村中小学压缩的背景下，也自然是“代课教师”要难受了。我们的任务是要解决就业体制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是一种渐进改革的路数。如果不改体制，教育主管部门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总是那几下子。

　　教育体制也需要改革。教育部门的权力过大。必须扩大学校在雇佣教师中的权力，而学校的雇佣决定应由一个合理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不能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从更深的层次看，要改革大学教育体制，从教学内容、专业设置、教材选用、学制安排到招生规模、录用考试等方面，大学都要有自主权。大学校长的任命也要引入新的机制。这项改革会摧毁应试教育的基础，中小学教育也就放开了。今后国家可不再编写统一的学校教材，仅仅建立一种教材审查制度。一门课程出现几百、上千种教材，也应该属于正常。

　　教育放开以后，中国就有了思想创新、技术创新的源头，这种情况必然使各类学校的校长成为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岗位，校长对教师的选择也将格外谨慎，教师也会得到更多的尊重，那种把教师分为三六九等的事情，也就又少了一种可能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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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