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带薪休假看提高农民工"可行能力"

　　朱四倍

　　今年春节过后，天津港第五港埠公司出台了《关于劳务员工探亲假的管理规定》，规定指出，凡在装卸、灌包岗位工作两年以上、户口不在天津市的劳务人员，都可以申请休探亲假。（《成都商报》3月28日）

　　相对于城市里人来说，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拥有的福利，在生活条件、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同样是社会成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正因为如此，农民工带薪休假的新闻促使我们反思，农民工的尊严如何得到维护，农民工的公民地位怎样才能得到保障？

　　二元社会结构使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人们，具有获得社会资源和抢占竞争先机的天然优势，“一等公民”的身份意识非常明显，甚至已内化为城市市民的性格。视农民工为“外来人”，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在心理上视他们为异类，在认识上表现出偏见，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这一切从本质上揭示了农民工可行能力的缺失。“可行能力”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一个人免受痛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等，可以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以及能够识字、有尊严地生活的自由。人们在所处的社会条件下拥有多大的可行能力，去享受他们根据自身的理由而珍视的那种生活，阿玛蒂亚·森把它称作“实质自由”。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以下的人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有资格上学受教育等。

　　众所周知，现阶段对农民工的歧视包括各种各样的内容，有经济歧视、社会歧视，还有政治和文化歧视。农民工无法享受带薪休假既是歧视的表现，也是歧视的后果。通过歧视，在一个生存和发展资源有限的社会里，形成了有利于城市人群生活的利益分配格局，并且在事实上剥夺了农民工的平等感，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城市人群排斥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价值观。但是，这种对农民工的歧视直接损害了社会公正，损害了农民工所应有的平等、自由权利和尊严，完全忽略了社会合作、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人为地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违背了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宗旨。

　　笔者以为，农民工带薪休假提高了其作为公民的可行能力，扩充了他们的实质自由。农民工带薪休假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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