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深沉

　　谨以此文献给我两袖清风的父亲——成冲霄*

　　又到清明雨纷纷的时节了。屈指算来，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

　　女作家张洁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写道：“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地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过程，而且是永远地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最大伤痕。”的确，失去亲

　　说实话，在我父亲生前，我们父女关系并不是很融洽。一来从我记事起，一年到头我很少见到父亲，他成天不是下部队、去农场，就是去看地形、查演习场，在家待的时间很少。二来父亲对家属要求很严，有时严得不近情理。比如，他从来不许我们坐他的小汽车，即使是顺路也不让坐。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有一年我探家，返回部队时带的东西比较多，想要车送我一下，可我爸爸坚持让妈妈挤公共汽车送我去火车站。对此我很不理解，认为父亲真是老古板、太迂腐……甚至有时还会和他争吵、哭闹。

　　记得1969年冬天，我成为了一名飒爽英姿的女兵。那年父亲是副军长，按规定，军首长的子女可以留在本军当兵，这就意味着既可圆了我当兵的梦，又不会忍受远离父母之苦，而且会在爸爸的光环下顺利成长。可没想到，当军务部门征求我爸的意见时，他竟不同意我留在本军，而是让我去千里之外的南方某省当兵。父亲的决定对我的人生之路可以说起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它使我小小年纪远离父母，独自承受了不少困难、挫折和思乡之苦；另一方面，它也使我平添了人生阅历，磨炼了意志和能力。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时候，我深深地理解了父亲当年的良苦用心。如果不是他老人家从小严格要求，不让我有一丝一毫依赖心理，我就不可能在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可以说，正是父亲的严格要求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我妹妹小我两岁，在我们姐弟5人中间，我妹妹无论性格、为人，还是长相都最像我的父亲，又是个乖乖女，所以我爸爸最喜欢的是妹妹。但就是对这个最喜欢的女儿他反而最不讲“亲情”。1972年征兵，妹妹也想穿上绿军装，成为人人羡慕的女兵，但没想到父亲竟然劝妹妹放弃当兵的打算，把名额让出来，给他一位转业到地方多年、“文革”中受迫害的老战友的女儿。第二年春天，我妹妹和千千万万个知识青年一样下放到农村。临行前，父亲送给她的礼物是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

　　在艰苦偏僻的农村，妹妹踏实能干、吃苦耐劳，不久就入了党，后被推荐上了安徽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在合肥一所中专学校工作。不久，父亲调任南京军区任后勤部部长、军区党委常委。此时父亲已60多岁了，按照政策可以调一个子女在身边。于是，妹妹就向父亲提出把她调到南京工作。但父亲拒绝了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他语重心长地对妹妹说：“小伶，把你调来南京，虽然符合政策，也合情合理，但这会给组织增加麻烦。”并耐心地劝说妹妹安心留在合肥工作。就这样，妹妹再一次听从了父亲的安排，一直留在了合肥。多年以后的今天，当妹妹也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大学教师、评上了高级职称时，她同样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做法。她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终身实践着他入党时的誓言。我们内心深处无比敬重父亲，在女儿的眼里，他是一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父亲生前虽身居高位，但从不居功自傲；虽手中握有权力，但从不滥用权力。他生前对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我绝对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私利。”这句话对父亲来说绝不是什么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只是做做样子，而是深深地融化在他血液中。父亲参加革命时一无所有，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仍然是一无所有（去世时留下的存款不到2万元）。但父亲又是富有的，因为他留给我们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成冲霄同志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南京军区党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