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路站，被穿警服的人员唤去检查身份证，这样的事情我不仅看到的多了，还亲身经历过，并且每次我都坦然接受，丝毫没有怀疑过——不仅没有怀疑过，我还积极配合，总感觉这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过说句实在话，我对穿制服的人一直有敬畏感，除非万不得已不想和他们“碰”，大概也是国民性的一种性格体现）。直到今天，看到这则新闻，我才知道原来每检查一次，我的权利就被侵犯一次。
因此，我感到自己很悲哀，不是因为屡次被侵权，而是因为一直不知道自己被侵权。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在此看到了法学博士的身影。似乎在孙志刚事件后，法学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此举广为流传，屡被赞誉，以至于我每次看到法学人士运用法律“武器”来与执法者展开博弈时，总是心存期待，倒不是期待博弈的结果———因为结果基本上是以法学人士的胜利而告终———而是期待最后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每一次的影响都会撼动到我们习以为常却习焉不察的法律漏洞。
在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发生冲突时，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法律的范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私人权利，这应该作为一条准则。以此次事件为例，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假如今天公安机关可以以这种理由而不执行《居民身份证法》，那么，明天他们就可以用另外一种理由不执行其他法律，长此以往，公民的权利就可能随时随地受到公权力的威胁。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对于权力边界的设置，只能以另一个权力的存在为逻辑前提。
所以，我期待着另一个“权力”———法的出现。在此次事件中，就是如何在法律中对违规行为进行规劝和惩戒。毕竟，“公共利益的名义”是有弹性的，而一个良法则是刚性的———它可以依靠内在的力量来约束违规者。否则，任何破坏和恶行都有可能在公共的名义下有恃无恐地进行。这是一个契机，我们应把目光放在那些更多的在公共的名义下违法的人身上。
《江南时报》(2006年03月31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