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而乡村债务无疑是绕不过去的坎。随着各地对国家减免农业税费政策的落实，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不少地方的乡村干部成了“躲债”“赖账”大户；而不大知道的是，乡村债务还成为一些地方村干部上访、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隐患。
据最新出版的《半月谈》报道，过去因为完不成乡镇分配的农业税指标，一些村干
部只好自己掏腰包垫付，甚至从信用社贷款完成乡镇下达的农业税任务，而现在想要回自己垫付的这笔钱却讨债无门。为此，记者呼吁，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今天，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亟待予以重视和化解。
到2004年，全国乡村两级基层债务总额已经超过6000亿元。历史上的欠账成为现实之忧。农村债务问题一头连着集体，一头连着农民，乡村集体举债办事业形成的债务农民不认可，乡村集体欠农民的债务又还不上，严重影响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号召力。全国两会期间就有来自基层的代表说，由于债务包袱沉重、化解无力，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基层工作的吸引力日趋下降。可见，乡村债务已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成为了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化债”工作迫在眉睫。
导致乡村债务非正常扩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财税任务而形成的债务，或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发展任务而形成的债务，由于乡村财务管理普遍混乱以及乡村组织维持自身生存也形成了不少债务。但说到底，庞大债务形成机制的根源还在于农村的行政体制存在问题。正像有专家所分析的，农村工作方式仍然具有深刻的行政控制色彩，乡村干部完全是围绕上边各种指令转，受位置、利益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为完成超出正常的资源范围的指令，他们要么造假，搞形式主义，要么只有“硬来”，“借钱”办事，拆东墙补西墙，造成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可见，加快建立乡村债务化解机制，促进乡村债务有序化解，要治标更要治本，要清理旧债，更要防止新欠。由于乡村负债规模巨大，加上债务关系复杂，因此应该首先理清关系，通过查清债务的来源与用途、清收债权、盘活资产、建立偿债基金以及国家政府扶持多管齐下，探索化解乡村债务的有效方法。同时，必须坚决杜绝地方各级超越当地农村经济水平，大搞“形象工程”，盲目上马基础设施建设和下达各项达标任务的做法，因为，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我国必将掀起新一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热潮。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制度与机制上的改革与创新，仍然以运动的方式搞建设，大轰大嗡，层层加码压指标，相互攀比赶进度，新农村建设势必走样，而后果也将让人不寒而栗——要知道，我国的乡村基层债务，从1999年的3000多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6000亿元仅仅不过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