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评
人活着，就是在给自己找乐。就算像范仲淹那样整天进亦忧退亦忧，看上去应该很痛苦，但他内心起码也是满足的，因为他喜欢这么做。如果你不准他想家事国事天下事，啥都不准他想，保证范文正公一个星期不到就会疯掉。
而在找乐这个终极目的下，不同的人可以选择做许多不同的事情。有些人成功了，但大多数人失败了。失败者通常是需要一些方式让自己继续快乐起来的。于是他们就会做一些事。比如，有人愿意恶搞别人，还有人愿意拿自己出来被别人恶搞。
“恶搞”这种东西之所以在当下如此受欢迎，其实也正是因为它迎合了大多数“失败者”需要抚慰和快乐乃至需要一种发泄渠道的心理。当然，失败者一词有些刺耳，我们不妨把它换成好听点的词汇——普通人。普通人的对应者自然是成功人士，而正是这些成功人士，才是诸多“恶搞”的对象。后舍男生恶搞流行歌曲和歌星、胡戈恶搞陈凯歌，宁财神的《武林外传》恶搞了诸多名人和当下诸多社会现象，看起来都是如此。
但如果把“恶搞”单纯地看成是普通人对名人的心理发泄，并且期待着从这些与名人沾边的“笑话”中得到某种平衡性的快感的话，显然还是有失偏颇。事实上“恶搞”这种行为的出现以及广受欢迎，完全可以当作现行的娱乐方式过于呆板、过于严肃、过于不娱乐的必然结果。所谓娱乐，其实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是娱，二是乐。所谓娱，无非就是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受到的；而所谓乐，则是在之后所能得出的共鸣，或拈花微笑或长歌当哭，都是乐的表现。问题在于，现行的娱乐方式，“娱”强调得其实并不少，但这些“娱”并不见得真就能给大家带来乐。而既然人们的生存要义就是要给自己的精神得到充实和满足，让自己的灵魂感到快乐，那么，“恶搞”之类的行为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按照这样的逻辑看起来，其实愚人节这种东西，本身也就应该算成一类恶搞行为。只不过这个恶搞，搞得规模过于巨大了一点，参与的人数也过多了一点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