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仰佑
正在中国访问的瑞典诺贝尔评委代表团告诉记者：“中国不应把得不得奖看得过重，而应把更多资源放在基础研究上。”该代表团团长、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安德斯·弗拉斯特姆对中国浓厚的鼓励“获奖”的文化表示不解，因为“许多研究不是短期能看到成绩、能获很多奖的”。真是一言中的，耐人寻味。（3月26日《扬子晚报》）
奖励，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自古有之。三国时诸葛亮就主张“赏以兴功”，他认为
，“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之其所死。”（《诸葛亮集·赏罚》）不可否认，奖掖确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如果把奖看得过重，以至使人产生了一种“获奖情结”，那就值得研究了。且不说奖励需要钱和物，单就从下而上层层推荐、总结评比，开表彰会等，就要花去很多的精力和物力。其实，我国有关科研的奖励并不多，奖金额也远远低于国外。而其他行业的评比奖励，倒是多如牛毛，奖励的名目也繁多，除了优秀奖、特等奖，还有什么组织奖、荣誉奖、安慰奖、风格奖、提名奖、入围奖、终身成就奖，等等，似乎奖得越多越好。远的不谈，3月25日，在央视2005年度CCTV“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盛典上，刘翔、王义夫才上台领了“风云人物”奖，不一会又分别上台领了年度最佳运动员奖和最佳教练员奖，且领的是同样的奖品，不要说他俩有点儿感到突然，就是观众也觉得不可思议，有这个必要吗？
尽管奖励的作用不可抹杀，但也不能估计过高。我赞同这样的说法，与其把奖看得过重，不如“把更多资源放在基础研究上”，放在对工作的自主创新上。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投资710亿人民币用于科学研究，这一科技政策导向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要知道，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奖励固然是激励人们上进的一种手段，但不能替代日常的思想教育和工作指导。如果把工作的推进仅仅寄希望于奖励，以至奖励过滥，抑或奖励不当和失“度”，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出现负面效应，使人产生“奖励疲劳”，觉得奖不奖没有多大意思。久而久之，“获奖情结”就会变成一种浮躁，到头来于人于事业都没有什么好处。
如此说来，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从事其它工作，都“应重研究不重得奖”，都应摈弃“获奖情结”，这应该成为一种导向。不知何时才能同“获奖情结”拜拜，只有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