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伯静
在普通中国人面前提起“滚石”，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滚石乐队，也不是《滚石》杂志，大概应该是台湾的滚石唱片。除了一些真的或者假的发烧友，很少有中国人了解甚至知道这份在国外并非“小众”专利的文化读物。也许是中国人向来认为外国的东西就高不可攀的惯性思维在作怪，也许是中国某些乐评人为了标榜自己的高深莫测，远来的和尚《滚石》在中国的一亮相竟然没有引起什么声音，即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颇有些尴尬。
其实，像我在前面为滚石加上书名号的无知者大有人在，更确切的做法是应该给它加上一个双引号，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但“文化”二字到了中国却往往被曲解，就像肯德基在中国的“艳遇”。肯德基在美国的地位就如同我们中国的炸饼、油条、浆子、豆腐脑，只不过人家连锁化了而已，但到了中国他的地位骤然上升，俨然成了国宴大餐。
但“滚石”文化到了中国却效果相反。摇滚这东西在国外就像我们街上打把势的，没什么特殊，区别只在于“玩”摇滚的乐队的名气的大小。但在我们中国，摇滚不是被当成另类就是被奉若神明。所以，作为摇滚代名词的“滚石”也就很难找到知音。注意，我前面用了一个“玩”字，因为即使是当年的列侬，他也仅仅是“玩”而已，如果没有这种随意的心态，叛逆也好，抗争也罢，都无从谈起，就如同练最高深的武功。可在我们心目中，摇滚被承载了太多的任务，未免有些沉重。所以，《滚石》到了中国就有了一种人为的曲高和寡的窘境。
再说说《滚石》第一期采访的人物崔建。如果放在二十年前，《滚石》来中国采访崔建绝对是一项前卫的举动，但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崔建成了一个历史上的影子，说的好听一点儿成了一座里程碑，他还能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乐坛的悲哀，除了一个早已老朽（我指的是思想）的崔建爷爷，我们还有什么？
崔建本身就代表着结束，中国摇滚本身就是一种幼稚，而引领着前卫的《滚石》杂志却在幼稚的国度采访着“结束”了的崔建。这是“滚石”的尴尬，也是中国摇滚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