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如何让李文娟的悲剧不再重演(石飞)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在看央视3月27日《新闻调查》《举报人李文娟》的时候，不禁老泪横流，刚一敲键撰文，又潸然泪下。李文娟的壮举太让人感动，其遭遇太让人伤感。

　　辽宁鞍山市国税局女公务员李文娟，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忱，实名举报当地国税局人为地少征巨额税款等违法违规行为，招致打击报复，先是人身安全、生活自由

　　李文娟的遭遇并非个别现象。在现时社会中，因举报领导层问题遭受打击报复的案例不胜枚举，举报英雄惨遭迫害的悲剧数不胜数，媒体时有披露。相比之下，李文娟还算幸运，虽然磨难种种，毕竟生命保住了，并且胳膊腿尚全，没有被致残。只要网上搜索一下，有关举报人被迫害的案例多达数百条，至于孤立、限制自由、扣工资、辞退和开除之类“小灾小难”均可忽略不计，被砍手剁脚的有之，被割舌扣眼的有之，被枉加“法轮功骨干”罪名投监的（河南卢氏县贪官、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之术）有之，被扣上经济犯罪帽子判刑的有之，被勾结黑社会活埋的有之……在法治尚待完善，人治尚具威力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要揭露和纠正权贵者的不正之风，要戳戳穿和扳倒一个腐败官员，谈何容易！权势阶层要收拾一个举报者，那可再容易不过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加之害何患无策。纵观我国大小贪官污吏垮台的历程，无不洒满了举报者的血泪！难怪人们普遍把举报英雄视作“呆子”，把举报壮举说成“痴行”。难怪李文娟在被问“如果让你再次选择，你还会不会举报”时，她坦言“我不会举报了”。后怕乃至后悔，也许是不少举报者在遭受打击报复之后，所共有的一种失望、灰心、失语、逃避的心态。但我们没有理由责怪他们消极，因为社会在保护举报人方面很乏力、很无奈。尽管我们的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都三令五申“保护举报人”，但因为规定太抽象，缺少可操作性，流于“口号”、“图画”，好听好看不顶用，“谁举报谁倒楣”却成了“潜规则”。

　　要切实做到“保护举报人”，需要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不仅需要完善的立法，还要有相应的制度、机制来保障法规在司法实践中落实。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要靠社会逐步进步来实现。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如何“保护举报人”，如何避免李文娟的悲剧重演？很值得有关方面认真研讨并做出决断。我以为，首先，不宜提倡“实名举报”。既然现实社会保护不了举报人，倡导“实名举报”，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异于诱人“引火烧身”，“自寻灾祸”。其实“匿名举报”利大于弊，“实名”和“匿名”无非都是给有关方面提供线索，实与不实关键要靠调查落实。也许实名举报有利于负责任，匿名举报容易导致“无事生非”。“无事生非”又怎样，查无实据不就完了，顶多浪费些调查成本，这与牺牲实名举报者的切实利益乃至身家性命的结果要好得多，这也是“以人为本”的需要。至于借匿名举报进行诽谤犯罪的，那是另当别论的事情。

　　其次，要强化为举报人保密的制度。追溯李文娟悲剧的祸源，国家税务总局难辞其咎，他们如果不把举报人和举报信摊给被举报单位，李文娟也许就不至于招罪。尽管他们再三嘱咐“保护举报人”，其实是打“官腔”，具备此等境界的人有吗，有也是凤毛麟角，这与告诫老虎不吃人没什么两样！所以，要设置“高压线”，定立刚性规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将举报信和举报人向被举报人及其所在单位透露，违反者应按失职渎职论处，严惩不贷。更严重情况是，已揭露不少案例反复证明，在执纪执法机关内部确实存在极少数“败类”、“内奸”，专门以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为能事，以赚聚人缘，邀功取宠，敛财攫利，对此类“人渣”，发现一个就要清除一个。

　　再次，要严肃查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案件。在这方面，政策导向要向保护举报人倾斜，要对被举报人加大监督力度。一经发现有打击报复的行为，就要果断地采取处罚措施，让其为打击报复付出沉重代价，以儆效尤，以逐步形成正确对待举报，对举报人不敢追查、不敢报复的氛围。时至今日，我们尚未得到打击报复李文娟的有关责任人受到严惩的消息，甚为遗憾。我们拭目以待，急地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还有一点，弘扬正气，大力褒扬举报有功人员。要在政治上信任，在使用上高举，在经济上重奖，以促成人人争树正气，敢抵邪恶的社会氛围。在举报英雄李文娟大义凛然、殊死鏖战之际，当地的党委、政府以及工会、妇联等组织一概漠然失语，实乃是一种悲哀。现在真相大白了，依然不见当地有所动作，对于李文娟既不见什么表彰，也不见什么誉称，这就更增加了一层悲哀。

　　不正之风的抵制，腐败官员的揭露，反腐败斗争的深入，都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但若不能有效地制止李文娟的悲剧重演，恐怕民众很难有支持和参与的勇气和积极性。我们期待着，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制定出有效的确保举报人安全的办法来，以解除民众举报抑恶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