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东免死是客观结果”

　　记者：我国《刑法》规定贪污人民币10万元就可以判处死刑，涉案金额已经高高越过这一“门槛”的余振东并未被处极刑，中、美和余三方签订的协议是否起到了“免死金牌”的作用？

　　慕亚平：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谈论国际法问题上采用国内法的标准进行衡量是没有意义的。“死刑犯不予引渡”是世界各国遵守的国际惯例，中方要实现余

　　记者：余振东归国受审，被看作是我国通过对外司法协作打击外逃贪官取得的“重大突破”。慕老师如何理解所谓“重大突破”？

　　慕亚平：余振东是第一个由美方人员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贪官。余振东归国受审是中美双方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的标志性事件。考虑到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双方的首次司法协助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对外司法协助的“样本”。

　　记者：有一种声音认为，中方在作出不判处死刑等承诺之后，才得以把余振东“引渡”回国—这是美方对中方主权的变相干涉，客观上造成了对贪官的放纵，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

　　慕亚平：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认识。外逃贪官是回来好，还是不回来好？不把外逃贪官弄回来，我们根本无法行使自己的管辖权。美国人放弃了执行权，而中国人赢回了审判权，也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实际上，美国人并没有越俎代庖做本来应该中国人来做的事。我们应该注意，美国人判决的是“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余振东的这些行为已经危害到了美国的安全，但我们指控和判决的是完全不同的“贪污”和“挪用公款”两项罪名，因此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制度和观点行使司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主权仍然是独立的。

　　本报综合